刘振剑* 湖南工程学院管理学院
摘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量大，但金融供需失衡；沿线国家外汇储备量大，但利用率；在金融服务中缺少一个联通资金供需双方的组织者，导致资产配置效率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中国政府主导下的国际金融机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这个组织者重任，但其本身的资金配置、经营风险以及大国博弈带来的政治压力等使其自身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因此，亚投行在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建设中，必须要积极发挥其融资媒介功能，扩大资金来源；尽可能地降低信用、市场、安全及政治风险；加强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广泛合作，进而不断降低风险以及提升金融建设效能。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6年来，对于打造沿线国家互利互惠的利益共同体和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明显，逆全球化暗潮涌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政策互通、设施互联、贸易自由等理念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一带一路”横跨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发展中国家占据多数，部分国家的政局不太稳定，宗教纷争突出，尽管人口占到了全球人口的63%，但GDP只占到全球的29.6%。其中有很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极为落后，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因素制约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如今国际金融秩序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供给矛盾较为提出，资金的供需双方无法联通，亟待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从储蓄到投资的转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是中国政府主导并建立的第一个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开发银行，截至到2019年7月，成员达到了100个。亚投行是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业务，其能否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能够实现中国金融的国际化？显然，亚投行在“一带一路”金融建设中有较大的挑战，但需要正视调整从而走出一条提升中国金融国际化水准的持续之路。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供需的主要矛盾
1、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比较大，影响沿线国家经济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本身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也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不便。比如中亚五国，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机场和公路极为落后，很多国际进出口贸易还需要从土库曼斯坦或哈萨克斯坦转运，不仅提升了贸易成本，更是降低了物流的效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不仅会阻碍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会影响这些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由此形成了一个在一国范围内的恶性循环死结，导致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要打破这一封闭的内循环死结，需要从外部发力，比如国际金融机构、金融组织或是外国政府通过贷款、借款、援助等方式，才能打破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的状况，为其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从而激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活力。然而国际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提供的贷款或援助无法满足其实际需求，供需之间处于失衡状态。亚洲开发银行预计，从2018-2025年，中亚及东南亚各国每年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约为7500-8000亿美元，而国际金融机构所能够提供的长期低息贷款每年只能保证100-200亿美元的水平，供需之间的缺口甚大。而中亚及东南亚各国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亚开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所能提供的贷款资金更少。从这个角度看，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缺口较大，金融供需处于较大的失衡状态。
2、沿线国家外汇储备量巨大，但利用效率不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是全球外汇储备量最大的区域。截至到2019年6月，全球外汇储备最大的10个经济体中，除了巴西、瑞士之外，其他的8个经济体均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日本分别位居前两位。大量的外汇储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还可以适时地干预外汇市场，保持本国货币稳定，提升自身的风险抵抗能力。但是也应该看到，过多的外汇储备也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作用，如会加大本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失衡，一旦本国货币面临升值，无益于对外贸易的开展。通常看，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通常会以外汇来购买海外资产进而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当前，安全性高和流动性强的美国国债是各国选择外汇保值增值的首选投资产品，但由于美元超量发行，购买美国国债也会面临贬值压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长期以来以牺牲本国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获取的外汇储备并未能成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相反因为购买美国国债刺进了美国回流，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低廉资金支持，透支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活力和后劲，进而造成了沿线部分国家外汇储备丰富但经济发展落后的窘境。
3、沿线国家缺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组织者，导致资产配置能力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众多，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加上外汇储备丰富，所以其并不缺乏资金，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项目需求也比较大。当前欠缺的是将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联系起来的组织者，将资产配置能力提升到最大化。这个组织者不仅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还必须具备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能够将资金供需双方的需求串联起来。经济实力是任何担负融资组织者的最基本要求，毕竟推进金融供需双方需求配置的只能是商业性经济组织，其要有足够的资金储备，能够吸引沿线国家的广泛参与。经济实力雄厚还应该包括外汇储备充足，只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其才具备对外支付能力，才能够推动海外资产配置，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调动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于其他的建设，担负这个组织者需要在这个区域内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具备一定的威信，能够与不同国家、民族进行对话和协商，能够较好地协调各国政党、宗教、民族、部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前在“一带一路”亚洲区域担负着这个角色的是亚洲开发银行，但亚开行的职能主要是扶贫，在扶贫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可见，亚开行当前无法担负这一组织者角色，导致该区域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诉求被忽略。如今中国政府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背后有强大的中国政府支撑，能够满足组织者的一切条件，并在成立以来的5年时间内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由此亚投行可以为资金供需双方提供串联，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进而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二、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建设中所遇到的挑战
1、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对亚投行有强大的资金动员能力需求
基础设施建设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具有公共性，需要政府或公共主体提供供给，政府往往是建设经营的主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审批、开发、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政治博弈；二是具有基础性，任何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需要良好的资源配套体系，包括供水、供电、道路等，与其他的公共资源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三是具有无法贸易性，基础设施建设无法像其他产品或服务那样可以直接通过贸易获取，而是需要本国的生产要素大力参与。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比一般的项目融资更为复杂，风险更大，也有几个方面的体现：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周期比较长，部分项目可能要持续数年甚至是十数年；二是对资金需求量巨大，特别是像机场、高速公路、铁路均是属于资本密集型项目，需要大量的公共投资；三是投资回报率较低，其公共产品属性就决定了项目的未来收益不能按照市场或商业运作规则进行，无法按照商业规则取得预期回报；四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融资主体往往是各国政府，主权风险较大。[3]尽管亚投行的资本实力雄厚，拥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注册资本，但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巨大的资金需求面前，依然是力不从心。从这个角度上看，亚投行还需要积极扩大资金来源，尽可能地降低融资成本，以优惠的条件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因此如何带动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吸引更多的金融主体参与到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是个巨大的挑战。
2、亚投行在沿线国家开展金融业务风险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复杂，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党派、宗教、部族纷争难以解决，加上亚投行开展金融服务的业务比较特殊，综合内外各种因素，亚投行在沿线国家开展业务有较高的信用、市场、政治及安全风险。其中，信用风险主要是违约风险比较高，尽管亚投行是政府作为融资主体，债权也是主权债权，但其贷款也是主权贷款以及主权担保贷款，这部分贷款占到了亚投行贷款总量的70%。而主权贷款不同于一般的商业贷款，其少有抵押或担保物，如果违约，基于主权豁免原则，亚投行难以通过法律程序对借款人予以追偿，更不能对其启动破产重组程序，这就导致亚投行的债权处于司法无力保护的境地；重要的是，亚投行成立时间较短，对于跨国金融业务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管理缺乏经验，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价等方面缺乏足够的应对机制。市场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发展比较封闭，也不是WTO成员国，对于开放合作兴趣不大。而有些国家还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利率、汇率受到政府严格控制，使得亚投行投资的项目存在较大的市场波动风险。当然，政治风险也不可不虑，部分国家与极端宗教势力、恐怖主义势力纠缠不清，极端暴力事件频发；有些国家政局动荡，军人政变时有发生；还有些国家受到西方大国博弈的影响，对外投资合作无法达成共识。比如亚投行积极推动的泰国、印尼高铁就是受到大国博弈的影响而搁浅。安全风险除了部分是政治风险带来的，还与战争、跨国犯罪等活动有密切关系，如中东、南亚、中亚地区，武装冲突以及各类跨国犯罪活动比较猖獗，给亚投行在这些地区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始终是存在的。
3、大国博弈导致亚投行在沿线国家业务开展中难以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合作
“一带一路”是新时代加深对外开放的新战略，而亚投行也是第一个在中国主导下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引起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过度解读，对“中国崛起”深感忧虑，部分西方媒体将“一带一路”战略形容为“新世纪的马歇尔计划”，亚投行是“社会主义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中国扩展自身影响力的两大工具。二战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秩序完全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美国在全球金融、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中享有绝对的主导权。而中国通过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成立亚投行，美国对其极为敏感，劝阻其盟友不要加入这两大体系。对于亚投行，美国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势必会动摇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使得美国能够从全球经济发展中分享的“蛋糕”变小。当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美国就试图通过TPP、TIPP等“圈子”来孤立中国。如今美国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针对中国开展了新一轮的遏制。尽管亚投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业务与美日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不一致，但也有少量的交叉，在大国博弈过程中，亚投行业务关系与亚开行、世界银行必然会更加复杂化，这对亚投行业务开展是极为不利的，也是其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建设的重要隐性风险。
三、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建设的主要策略
（一）、多路径融汇国际资本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亚投行的主要业务是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融资服务，但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于一般的投资，其不仅建设时间长而且资金投入大，仅仅依靠亚投行的资金是难以满足，且无疑会加大亚投行的经营风险。为此，第一，亚投行要发挥自身的资金媒介平台优势来广泛筹措融汇服务资金。2017、2018年连续两年亚投行被国际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评为国际信用最高等级，并获得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零风险权重认证，大大提升了亚投行在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获得了一定的信誉，具备在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上融资的资格。为了继续保持自身的信用声誉，亚投行还应该对融资服务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标的进行评估，规避投资风险，防止自身的国际信用等级下滑。第二，亚投行作为国际金融组织，有雄厚的注册资本金，可以以此来发行债券、股票以及其他的证券化产品，积极吸引国际社会闲置资本、中国民间资本进入其组建的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资金池。第三，亚投行还应该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所在国的商业银行合作，通过联合贷款的形式来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自身的融资风险。第四，亚投行还可以通过PPP模式，激活各种公私资源，吸引国际上的私募资金或其他风投基金进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
（二）、多手段强化自身业务的风险管控。
如前所述，亚投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融资服务，会遭遇信用、经济、市场、政治、安全等多重风险，需要通过多种手段将这些潜在的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确保自身的金融安全。具体看：第一，在信用风险控制方面，针对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较高的特点，亚投行可以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来对主权违约债务进行重组，通过债务置换等方式来保证债务的旅行。此外，我国应该重视相关的法律建设，可以构建债权国起诉债务国的法律机制，用法律的手段来降低信用风险。亚投行还可以借鉴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项目审批、项目谈判、贷款发放、贷款管理、贷款评估、贷款跟踪等方面的经验，不断加大金融创新力度，通过开发证券化金融产品来转移及分散风险。[5]第二，在市场风险控制方面，可以借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经验，加强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创新，减少市场对冲风险。在面对美元汇率波动的过程中，亚投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建设中要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的使用范围，鼓励项目贷款方以人民币作为储藏货币。第三，在政治及安全风险控制方面，一是要尽量避免到政局动荡、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猖獗的国家开展融资服务，在融资之前要做好风险评估工作，尽量选择到那些政局稳定，经济及法律制度相对健全的国家开展业务；二是尽量在经济相对发达国家开展金融服务，树立融资范例；三是借助中国政府来通过外交手段加强斡旋，尽量通过谈判对话来降低安全及政治风险。
（三）、积极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建平等友好的合作关系
亚投行是中国政府主导成立，但目前参与成员方达到了100个，是一个国际性的开发银行，本质上依然是一个营利性的商业经济组织，具有开放、包容、平等的特点，并不是像美国政府宣扬的那样——完全被中国政府所把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州国家加入亚投行的时候，中国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并按照股份比例让渡出部分管理权和治理权。由此可见，亚投行作为一个中国政府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表现出了较大的诚意。在过去5年多的时间内，亚投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为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量融资，与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开展了广泛的合作，这就证明亚投行作为一个国际开发银行是能够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展合作的，有较好的合作基础。当然，金融与政治本身有一定联系，中国近些年来的经济崛起也冲击了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但坚持平等、开放、合作的精神，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新规则构建，与美国、日本主导的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化解矛盾，加强务实合作构建双赢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