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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服务“一带一路”的策略研究

发表于:2019-11-13 09:40 作者:admin

吴奇帆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浙江温州325000)

摘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从国际角度而言是给亚欧乃至世界的经济注入了活力,对于国内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而言是机遇与挑战。首先,本文探讨两者的在金融、物流、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对接以及彼此的影响。其次,就“一带一路”条件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如“负面清单”管理形式、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与金融改革的协同、物流服务业的落后、投资风险和投资体系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就所提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对应的措施,包括进一步改进负面清单、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推进资本市场的开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利用企业的发展带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F724.6文献标识码;A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海市将自贸试验区打造成能够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促进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基地作为发展目标,我们要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应当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明确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与作用,如何对接与服务“一带一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依托上海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平台,加上交通便利、运输发达具有很多优势。然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一带一路”条发展的一些问题,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具体问题。探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不足及策略意义非凡。

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一带一路”

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是我国面对国际新变化的策略,也是针对全球贸易以及服务业新规定作出的改变。而中国正在经历深化改革阶段,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们已经不能长期依靠外贸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并且国内的经济效率依旧低下,需要寻求新的发展。由此可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背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开始的新贸易规则引导着全球贸易规则的改变阻碍了中国对外交往,另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也遇到了瓶颈。我国经济在2017年的前三个季度上升了6.9%,而且物价与就业方面相对稳定,国际收支有所改善,整体来说经济稳固发展,处于经济阶段性的稳定趋势。这种经济好转是否代表了经济运行轨迹发生了根本变化?总结20165月份,相关专业人员表示我国经济运行呈现L型发展走向,不会出现UV型,并且这种L型轨迹是阶段性的,也就是说短短一两年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根据当前的经济数据可以判断出十九大后,我国经济会继续沿着L型,2018年增速有所回落,如图1。基于这种背景,我们需要加快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服务“一带一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图1   2016-2018年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服务“一带一路”的具体方面

1. 国际贸易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五通”中的一项,“一带一路”战略经济的落实涵盖了三十亿人口量,市场潜力非常大。为了加快贸易畅通,《全改方案》把在比较独特的海关监管地区内建设自由贸易港区,确定并落实更高标准的贸易监管策略,使上海市快速发展为“一带一路”贸易集散核心区域。任兴洲所长曾给出一系列数据,从而得知,在十年之间,我们国家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沿线国家与地区贸易总金额提高19%,对外投资上升四十六个百分点,很明显处于加速增长的状态,具体数据如图2所示。2016年上海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进出口额度总计高达5500亿元以上,同比上升了2.6%,其中出口上升了2.9%,直接投资超过36亿元。在2017年一年时间内,我国对于沿线各国进出口额度总计超过7.3万亿元,同比上涨了17.8%,在我国外贸总额度中占比高达26.5%,与我国整体外贸相比上升了3.6%。由此可见“一带一路”为中国的商务贸易流通业带来了很大的机遇。



图2   中国对世界直接投资净额(万美元)

2.对外投资

统计分析近几年“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经贸合作数据,我们发现2015年是最好的,15年国外对内的投资总额为148.2亿美元,增长18.2%。但是之后便开始下滑,2016年收到145.3亿美元的投资总额,2017年继续下滑至143.6亿美元。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占比比2016高出3.5个百分点,但是仍低于2015年的13%,并且整体占比较低,表明出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于政治稳定、技术先进的国家,这符合政府倡议的理性投资理念。2016年上海自贸试验区针对一带一路的中纺投资额度超过26亿元,覆盖了沿线的二十五个国家与地区,投资的项目共计108项。投资的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四点:有大多数境外投资的企业均来自周边省市,自贸试验区施展其服务于全国的平台作用,二、大型的国有企业深化实施“走出去”策略,譬如锦江、上汽等集团凭借自贸试验区实行境外投资;三、股权投资类企业在此试验区内建设境外股权投资基金,做到了快速便捷的集聚,比如有高盛、民生等知名投资集团,四、民营企业境外投资逐渐显现出其优势,发展为境外投资的主体,阿里集团等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总数中占据比例超过90%,互联网、贸易以及研发等都是其重点投资的行业。

3. 金融服务

“五通”主要有强化货币流通,各个国家假如可以做到日常项目、资本项目当中本币兑换和结算业务,流通的成本会显著减少,对抗金融风险能力加强,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也会提高。为了推动货币流通,加快速度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自贸试验区要与其加强联系,使两者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匹配。区内的金融服务业务种类一直在完善,与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越来越多、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跨境贸易出口提供信贷、优化结算类产业,为了跨境收官兼并给予信贷扶持,对“一带一路”中的有关重点企业与项目给予保障以及资金扶持;2017年以来,金融服务领域的成绩得到显著的提升。2017年我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受够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的30%股权。在“一行三会”的引导下,试验区凭借金融市场给予沿线各国企业与项目的直接融资,全面展示了和国际金融中心联动作用,给予一带一路有关企业运用自由贸易账户给予融资、跨境结算等服务;激励商业银行以及保险企业对国内企业参加一带一路各类项目给予资金支持与风险保障。

 

三、上海自贸对接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不足

(一)宏观调控和监管思路方面

1. “负面清单”模式存在的问题

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在初级发展阶段,出现众多问题,最重要是以下三点,一是内容方面:内容变化不大,2013版与2014版与之前全国适用的《目录》相比并没实质突破,只是剔除了“鼓励类”,再次调节了“禁止类”,使部分行业的外资准入标准下降。有些目录中并没有的产业和管制措施却在负面清单当中出现。譬如说禁止投资因特网数据服务中心等诸多方面,除此之外,负面清单的透明度非常低,很多规定要进一步加强,比如说有关规定欠缺细致的标准,在实际操作当中,具有界限含糊的状况出现。二是监管方面的问题,由于“备案制”的转变,导致后期的监管压力很大,给管理带来了不便。三是负面清单的适用对象的范围狭小,只能在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实行,地方政府是实施清单的主体,在实际操作当中无法避免的要和其他行政法规以及国际法律出现矛盾之处,也许会具有“负面清单”中一些规定无效的现象,清单的实行和推广非常困难。

3.      立法缺失与法律协同统一问题

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之后,与沿线国家的合作逐渐增加,更多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出现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原本的《公司法》已经不适用,迫切需要实行制度革新。对于新兴的贸易形态、新的制度与有关问题我们必须要拟定相关法律法规。譬如在金融创新产品推行时,立法滞缓,在规范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方面以及仓单融资方面欠缺立法规范,离岸金融业务、利率市场化等机制实施后相对监管立法要进一步确立等。另外,我们把试验区内外法律使用体系作出合理的统一规范,避免内外法律出现差异。如此可以预防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外政策制度出现双轨制的风险:区内注册在区外经营的企业,若在有诉讼纠纷时怎样确定其管辖权与准据法?因此,怎样建设区内外沟通连接的法律适用体系极为关键。

(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与金融改革具有一致性

1. 利率市场化试点问题。首先,价格优势让银行的风险增加。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收益来源是利息,利率市场化之后价格竞争会造成银行资金成本持续增加,银行之间会运用提升存款利率,减少贷款利率的方式进而使利息收益降低,而且,信贷风险加大,利率市场化会提升对人民币的需要,为保障利息收益,银行将贷款利率上涨,那么企业的融资成本支出也会加大,导致企业只能选择风险高且收益也高的项目。最终境外货币一直变动很难预测,国内货币的供给需求不能及时被调整。利率的浮动导致物价的不稳定,从而有通货膨胀的风险。

2.人民币汇率产生机制。汇率风险是自贸金融革新方面的问题,很多企业会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备案,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会流入众多国外后壁,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会导致人民币面临升值的重压,极有可能造成资产泡沫增加,若泡沫毁灭就会产生金融危机。

3. 试开放资本账户

我国首先在上海自贸试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风险很大,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人民币自由兑换以及跨境资本的流动,企业能够自主兑换货币,实现投资的目标,对跨境投资融资带来便捷性。推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以兑换的措施,让国外人民币回到试验区,造成资金量加大。如果资本项目基本开放,境外的资金会通过这个渠道聚集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再推向其他地方就会造成一定的金融风险。

(三)贸易投资领域

上海市将经贸合作的方式作为突破点,创建“一带一路”贸易投资网络。利用创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来展示试验区贸易便捷化的优势,形成连接“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城市、园区、企业的多层次经贸合作网络。

1.      贸易便利化改革存在的问题

贸易便利化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第一,基础设施要进一步提升,通关速度提升势必需要与之相对应的高标准设施。第二,贸易便利化措施应灵活多变及时修改,现实

中法律上许多程序一直没有变化,甚至会出现法律与现行措施相抵触的状况,这降低了贸易便利化政策的可预见性。第三,各监管部门在通关程序中存在重复或者不能连接的部分。第四,贸易便利化会使贸易纠纷增多,我国是23年以来连续遭到其他国家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因为我国对外投资的迅速扩大,很多国家FDI保护主义出现,增加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性。具体原因包括:国内投资者没有充分研究国外的法律与政策,文化差异带来阻碍较大;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还会受到政治局势的改变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国内企业也许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受到其在投资安全方面的审查。

2.      投资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外投资既有监管服务机构也有促进服务机构的双重责任,这就造成管理办法很难协调统一。其次,不少投资促进服务中的项目需要收费,关于企业制定规划和战略不足,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保费高昂7,理赔困难。最后,完善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还没有建成。

3.      中资企业对外投资、融资渠道的拓展问题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金融制度和外汇管理所做的创新在一定能够程度上给境外融资和汇兑提供便利。但是目前对外直接投资还在初期,国内融资依旧是主要的,政府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还不能平等对待,针对“走出去”的企业在资金扶持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同时,国内金融市场不够成熟,银行的各项手续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境内担保又存在诸多限制,最终造成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能力不强。

 

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服务“一带一路”的发展途径

(一)改善负面清单、强化企业监管及尽快统一法律

第一,改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首先就是完善负面清单的内容,我们不能被以往的规则所桎梏,应该向国际高标准靠近,对于典型国际高标准投资规则和“负面清单”制定的国际经验要深刻把握,在内容方面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另外,针对负面清单的开放性与透明性进一步提升。我们可以适当总结国际经验,弄清现阶段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整体状况,具体的各项管理的关系,特别关注服务业等关键产业的特别管理规定,根据现实需要适当增减条款,以提高透明度。对于清单中的所有条款都要明确,在满足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身发展的同时避免关乎国家大计和民生的关键领域各行业受冲击。第二,强化事中与事后的监管,根据“备案制”认真监管,加大信息联网规整共享。第三,健全负面清单的法律机制,调节各级立法,整理出我国有关于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法律制度,从而作出修改、调整,如果法律存在缺失,应该及时补充;全面调节“外资三法”,推翻“双轨制”,推动新的外资准入法律产生,使内外资得到统一领导。加强对企业的监管,要构造以政府为中心的权责机制,优化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加强政府的监管水平,减少相关成本,优化市场自律和信用监管机制,让企业及时公布异常经营,并推出企业黑名单;加强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监管能力,如鼓励中介来调节纠纷。

(二)推进资本市场开放、不断完善金融市场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该控制风险,逐步进行利汇率市场化、双向投资、离岸业务和创新对外产品,将实体经济作为核心进行金融创新改革。由于“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影响,上海自贸试验区要和沿线各国家与地区加强合作,很多境外货币通过自由贸易的账户进入到自贸试验区内部,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资产泡沫加大,金融风险也随之增加。所以我们应当建立对于金融风险更加灵敏的监测系统,提高对于企业信用管理体系的标准。逐渐推动国内经济全方位革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增加金融风险管控与预防策略。重点发展金融,与此同时,根据“放开一线,管住二线”风险管控原则,一方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建立货币资本自由流动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企业一切内外投资和业务进行全程跟踪监督。此外,我们参考国际惯例制定对应的审批制度,多多分析国际上关于市场准入的案例。在市场运营方面,运用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有关部门实行合作,使用动态监管的方式实现全程监控的目的。

)调高贸易便利化的边际效应、完善投资服务体系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战略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必然会对自由贸易试验区产生庞大的收益,但贸易便利化存在的问题降低了其边际效益。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建设一系列基础配套设施,比如扩充关口数量,改善港口的基础设施;规范提升贸易便捷化各项策略并加强其透明度;专门设立一个联系市场和政府的部门,监督市场、推动贸易便利化,这样就能有效地避免各职能部门重叠和空白;及时关注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并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增加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合作,主动学习国际经验;政府职能部门的联系沟通增强,信息共享,培养高素质人才,达到对市场快速做出反应的目的。不断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便利化与自由化水平,促进企业机制完善及服务业管理体制成长。完善对外投资管理系统,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品质。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建立相关投资自由化服务、研究机构,形成相应的评估指标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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