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杰 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规模在不断上升的同时，面临巨大开放风险。本文通过数据及相关案例阐述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当前发展格局及基本现状，指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主要面临经营主体资质、服务质量、资金安全、他国干预等风险。最后，从制定并完善服务贸易相关法律制度、加强部门信息协同工作、提升负面清单服务架构、扩大生产性服务贸易种类、建立海外投资统一投保平台等方面，探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风险的防范机制。
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自贸试验区无疑要先行先试。当前，全球产业结构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发展服务贸易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据新华社报道，2013年至2018年之间，中国服务贸易规模从5376亿美元上升到7798亿美元，其中2018年同比增长11.5%,整个服务贸易规模连续5年全球排名第二。同时，我国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地区占比提升，并且部分服务贸易的重大举措会事先在自贸试验区进行，随后向全国范围复制推广。这种方式是克服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存在的“总量小、政策缺乏、领域狭小”以及行政垄断等不足的重要手段。但同时，当前中国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依然面临一系列风险。因此，探究中国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风险的防范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基本发展状况
（一）形成“1+3+7+1”联动发展格局
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是指在国家或地区关境外设立的经济特区，以优惠税收和海关特殊监管政策为主要手段，实现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从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建立，到2018年海南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中国自贸试验区数量已达12个，形成“1+3+7+1”的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的发展格局，并与“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协定谈判等区域合作相互配合，助推中国服务贸易全面开放新局面。
2013年9月成立的上海试点属于综合创新类型，以打造“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法制环境规范”为核心要点。截至 2018年，上海自贸区新注册企业超过近5万家，外资企业8700多户，实到外资167亿美元，自由贸易账户（FT）达到7.02万个，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727.95亿美元，进出口贸易1999.08亿美美元；2014年12月成立广东、福建、天津试点属于经济引领类型，这些试点以发挥经济带动功能为核心点。截止2018年初，广东试点累计新设企业 21 万家，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9639 家，实际利用外资128.5 亿美元；福建试点新增企业约 6.68 万户，注册资本2066.78亿美元，闽台贸易额351.43亿美元；2017年3月成立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试点属于区域带动型，以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为核心。从成效来看，2018年成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为76.30，武汉片区76.24和重庆自贸试验区75.27紧随其后，其它片区发展也在进一步快速发展；2018年4月成立的海南试点属于整体型自贸试验区，这些先导性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二）具有多元化的产业集群
实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形成具有多元化的产业群，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基础保障。例如，湖北自贸试验区依据当地资源优势，采取“文化科技”、“招商10条”等政策措施，形成具有优势的多样性产业集群。据相关统计资料表明，截止2018年初，武汉片区引进光电子信息等50多个项目，总投资额达到295.62多亿美元；襄阳片区突出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截止201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汽车企业已实现22.17多亿美元产值，产量达到16000多辆；宜昌片区打造三峡国际水陆港、科技金融中心平台，并与哈萨克斯坦建立工业园区，发展前景显著。此外，该地区还通过汉欧班列打通到莫斯科、汉堡等城市通道。并且，四川自贸试验区也积极进行金融科技创新，吸引大量金融机构在当地设立专门机构。截至2018年前三个季度，四川自贸试验区内集聚持牌金融机构达到300余家，其中，天府国际基金小镇入驻180余家基金会，管理206.93亿美元基金。在此产业集聚形势下，四川自贸试验区所构建的金融服务模式，累计为5400余家中小企业提供63.56亿美元债权融资服务。可见，当前中国自贸试验区已具有多元化产业集群，可以形成更大的经济规模。
（三）形成开放型经济新形势
当前，中国自贸试验区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推动服务、货物等要素自由流通，进一步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如福建自贸试验区通过发展对外制造业与跨境电商产业，打造进口商品展示交易平台、跨境电商线下物流平台、跨境电商信息管理平台等，成为“跨境电商保税进口试点城市”。据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资料显示，自2016年以来，福建跨境电商出口连续3年保持35%的增长率，2018年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517.33亿美元。其中，3C、鞋服箱包、家居家具、工艺配饰等商品已成为国际市场的畅销品类。广东自贸试验区也利用地域优势，放宽国外参与投资准入限制，在货物、服务等要素、项目资金互通等方面进行尝试。据凤凰网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9月，广东自贸试验区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实际利用外资174亿美元，累计入驻金融企业5.9万家。同时，重庆自贸试验区打造长江经济带的互联互通枢纽，正在积极开展拓展中欧班列路线、承载货物种类等举措。据重庆日报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中欧班列（重庆）开行数量超过1000班，跨境电商平台交易量、交易额和税款额同比增幅均超过70%。可见，当前中国自贸试验区已初步实现开放型新形势。
（四）“经验推广案例”成效显著
现阶段，中国自贸试验区从发布负面清单、试行“证照分离”制度、变革外资管理制度，到建立“单一窗口”等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参考样本。据人民网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5月，上海自贸试验区已形成153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从而形成示范带动效应。福建自贸区181项重点试验任务已实施177项，累计推出实施创新举措310项，其中全国首创106项，在全国复制推广创新成果18项，入选全国“最佳实践案例”3个。成都自贸区全面启动155项改革任务，形成138个改革实践案例。其中，首创案例17个，“盈创动力科技金融服务”等3个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9个案例上报国务院部际联席会并在全省复制推广。天津自贸区90项改革任务完成81项，10项创新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因此，这些自贸试验区试点改革成果与经验较为突出，彰显了扩大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的试验田作用，进而为全国开展对外服务贸易提供有益参考。
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面临的风险
当前，由于中国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还处于初级阶段，部分企业资质不足，导致自贸区服务贸易开放面临经营主体资质不健全的风险。其中，许多在工商局登记在案的企业，并未取得当地政府颁发的服务许可证，“有照无证”的经营行为时常发生。据中国经济网报道显示，2018年7月，经天津市商务委、国税总局天津市税务局批准，国药控股租赁有限公司等18家企业，获得天津自贸试验区融资租赁试点企业资质，成为天津自贸试验区第九批服务贸易企业。上述企业分别来自于北京、上海、广东、内蒙古等地，这些企业虽然获得了天津自贸试验区的经营资质，但大部分企业并未获得当地政府颁发的对应服务许可证，导致自贸试验区内服务贸易经营主体资质缺乏。此外，据中国新闻数据显示，2018年，辽宁自贸区中有9家台资企业落户办企，获得经营资质，主要涉及到电子商贸、医药科技、机电电子、网络科技、珠宝设计等企业。这些企业虽然取得辽宁地区办理相关资质，但在其注册地并未获得政府颁发的相关行业服务许可证，也致使整个自贸区内开展服务贸易面临经营主体资质不健全的风险。
（二）服务质量风险
目前，服务质量风险成为中国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其中，贸易服务逆差大，是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质量风险的最突出表现。据财新网报道显示，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0.2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4.6%；服务进口0.5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全年贸易逆差为0.26万亿美元，较2017年增加了134.30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创新高。可见，当前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的服务质量风险不容忽视。与此同时，中国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过程中由于缺乏国际化产品与服务供给，使得服务贸易质量问题凸显。以海南自贸试验区中服务贸易产品与服务为例，由于海南自贸试验区内购物、娱乐等服务内容的缺失，导致该自贸区内游客人均消费水平较低，严重降低了服务贸易开放的质量水平。
（三）资金安全风险
随着金融、证券等服务行业开放程度的提升，资金大规模流进流出，使得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在开放发展过程中面临较大资金安全风险。例如2015年瑞士银行突然宣布降息，使得瑞郎与欧元脱钩，导致国际金融服务市场出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的震荡，欧元对瑞郎由21.48%暴跌至0.9427%，使得中国自贸区服务贸易开放面临较大的资金风险。同时，自贸试验区内工作人员窃取服务贸易商业机密，也会造成资金流失风险。据中国经济网报道，上海自贸试验区的2名工作人员在2004-2018年之间，擅自复制属于商业秘密的加油枪图纸获得非法收益，使涉案企业遭受超过14.76万美元的资金损失。因此，中国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过程中，依然面临着由汇率波动、员工盗用企业成果等方面造成的资金安全风险。
（四）负面清单实施风险
中国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业务的限制行业，主要来源是2015版负面清单，虽然相较于2013年版负面清单限制行业有所下降，但占比仍高达16%。其中，2015年版负面清单中针对金融服务业的负面清单高达26条，并新增2条禁止性措施，进一步阻碍了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的开放，使得很多企业在开放服务贸易时，受制于负面清单的规定，面临着较大的负面清单实施风险。与此同时，2018年颁布的《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跨境服务负面清单管理》，涉及到13个门类，31个行业大类，共计159项特别管理措施，加剧了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难度，许多服务贸易企业在对外开放发展过程中，受制于这一管理措施。此外，中国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主要是根据国内行业分类代码进行分类，并没有法律作为依据，继而导致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时，因利益不同出现差别化待遇的现象，降低国外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据腾讯新闻报道显示，2018年仍有不少外国企业反映，外商投资企业准入设立时间比国内企业长，中国自贸试验区在审查外资企业时实施差别化对待。这一现象表明，中国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过程中，受制于负面清单的规定，面临着严重的负面清单实施风险。
三、防范机制
（一）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升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程度
当前我国应加强对WTO、GATS等有关条款研究，积极制定并推行符合中国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可按照GATS要求，增强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例如，政府部门在市场准入方面应及时、明确公布对外商开放标准，对国际服务贸易的税收、优惠条件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同时，制定相关法律并明确规定排除涉及国家安全、环境污染等服务贸易。另一方面应引入与WTO规则相符的竞争政策，制定保护性主动法律法规。中国作为WTO成员国，制定相关竞争政策，按照承诺时间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可逐步开放自贸试验区的金融、电信等市场制定竞争政策与规范，约束行业垄断行为。同时，应加以完善部分虽有立法但法规之间存在抽象、不规范的领域，依据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废除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
（二）加快服务型企业电子信息共享的互联互通，降低企业资质风险
加强自贸试验区管理部门执法合作，可通过跨部门联合检查服务贸易企业主体经营资质。海关、行政部门、信息部门应联合打造信息共享平台，加快服务贸易企业经营资质的互联互通。同时，积极推进服务贸易企业平均放行和结关电子化体系化建设，构建规范的检查标准和透明的公布机制。而在单证内容与有效期规范方面，相关部门应积极拓展暂时进口货物单证制度适用范围，延长单证册的有效期。另外，相关部门应建立电子证照、汇总征税等通关便利化措施，以此解决经营主体资质不健全的问题。针对部分服务贸易企业经营资质短缺，且常年出现“有照无证”的现象，监管部门加大惩处力度，并通过各部门信息协同系统进行通报。
（三）提升负面清单服务架构，减少实施风险
中国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框架不明确，以及行业限制形式不规范，使得服务贸易开放面临着严重负面清单实施风险。因此，相关部门应扩充负面清单架构，提升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在此过程中，应参考美国NAFTA负面清单的格式，增加设置负面清单准入阶段之后的相关措施，以及准入后负面清单中可能涉及到将来不符合的措施，主要包括法律法规、企业日常行为规范等，利用负面清单的积极作用，推动服务贸易全面发展。同时，有鉴于负面清单准入具有复杂性，相关部门可在上海、广东等自贸试验区进行局部试点作业，并标注注意事项，以此降低服务贸易开放中的负面清单实施风险。此外，对外资企业增设最惠国待遇，应针对不同类型服务贸易企业采取适合限制措施，进一步降低负面清单的实施风险。
（四）扩大生产性服务贸易种类，提升服务贸易开放质量
针对服务质量风险，中国相关部门应借鉴美国NAFTA负面清单中强调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的策略，结合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具言之，应充分利用中国制造业大国优势，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继而提升服务贸易质量，减少服务贸易逆差。在此过程中，可以充分借助广东自贸试验区的劳动力优势，以开放生产性服务贸易为核心，大幅度开放物流、能源、商务服务等高端发展行业，利用上述行业的外溢效应，实现提升服务贸易质量的目的。此外，在涉及国家安全等敏感行业，可以实施“开小口”政策，注明先行开放行业与保持未来实施限制措施灵活切换，全面提升服务贸易质量。
（五）建立海外投资统一投保平台，切实保证服务贸易资金安全
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在开放发展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各方的资金安全威胁。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发挥积极作用，鼓励保险机构建立自贸区服务贸易开放的统一保险投保平台。进一步探索保单融资形式，切实保证服务贸易资金安全，保障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顺利进行。同时，应建立服务贸易监管机构，保障服务贸易主体的资金安全。在此过程中，可借鉴美国信贷署（FCA）的资金保证策略，从金融投诉管理局获得高水平的贸易资金保护力度，做到服务贸易双方资金独立、分离，确保双边贸易资金安全。同时，也可借鉴英国的金融补偿计划，为服务贸易中的资金流动提供基金补偿，降低企业的资金安全风险，确保服务贸易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