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蒙俄经济走廊”视域下中蒙经贸的新局面

佟景洋

[摘  要]中蒙两国地域相连，经济结构高度互补，两国经贸发展的条件得天独厚，当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两国间经贸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向好，相信在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作为有机载体的持续带动下会不断呈现出新的发展，进而为促进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中蒙两国具有传统的经贸往来史，从1951年两国政府签订贸易协定正式开始经贸关系起，20世纪80年代又开始了边境贸易，到1999年中国已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新世纪以来两国经贸更是飞速发展，通过贸易、投资、优惠贷款与经济援助等合作方式，双方经贸额屡创新高，2013年为55.21亿美元，2014年达到创纪录的67.03亿美元，主要是中蒙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助推了双边贸易增长，还有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边地区开放，为中蒙双边贸易提供了机遇。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期间，两国一致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在军事、文化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达成共识，这与蒙古国谋求在地区外交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目标非常契合，同时提出到2020年力争使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的目标。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借助“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持续推进，蒙古国将尽早实现国内经济稳步增长、彻底消除贫困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目标。

一、蒙古国宏观经济形势

蒙古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农牧业和轻工业是其主要发展的产业领域，其传统的经济部门为畜牧业，也是该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和主导产业之一，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畜产品加工业占有一定地位，出口商品中五分之四为畜牧业产品，国内原料供应上也占去一半左右，是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牧业从业总人口超过30万。种植农业占农牧业产值的五分之一，主要种植麦类、蔬菜、薯类和饲料等作物，从业人口近6万。蒙古国地下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现已探明的有煤炭、铜、钨、萤石、金、银、铁、铝、铅、锌等80余种矿产品和6000多个矿点，其中石油、天然气、黄金和铜的储量居世界前十位。铜的储量约为2.4亿吨，品位较高；煤炭储量1520亿吨，东部地区的褐煤和南部地区的炼焦用煤储量可观；石油储量已探明的就达60～80亿桶，在与中国北部接壤的蒙古东、南、西部地区就有13个石油盆地，储量达30亿桶以上，而且油质好；此外还有铁20亿吨、磷2亿吨、黄金3000吨以及2800万吨的60处萤石矿床等。蒙古国森林面积约为1900公顷，由于对林木保护措施得力，森林面积近些年一直在不断增加。森林覆盖率占其国土面积近十分之一，木材蓄积量为13亿立方米左右。其中，主要为落叶松，占比超过七成，雪松占比一成、红松占比0.5成左右，其余则为杨树、桦树、红杨树等，主要分布在肯特、库苏古尔、杭盖和阿尔泰等省区的山区地带。此外，蒙古国城镇化近些年呈现快速发展，主要城市居民住宅需求量持续提高，进而催生了建筑建材领域的快速发展；蒙古国地广人稀，以自然风光和游牧文化为主导的旅游业近年持续发展并且前景广阔；蒙古国电信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在乌兰巴托和几个主要城市移动电话、宽带网络等现代通讯已基本普及，但仍有一些偏远地区通讯网络仍未覆盖。

资料来源：根据蒙古国统计局数据整理制作

蒙古国曾受前苏联影响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导致其工业基础薄弱且结构单一，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1997年蒙古国政府通过了“1997-2000年国有资产私有化方案”,目标是使私营经济成分在国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现牧业牲畜保有量5000多万头（包括马、牛、骆驼、山羊和绵羊），99%为私人所有。与此同时，1997年1月蒙古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了促进贸易自由化,还修改了《海关法》,免除所有进口商品(酒精类饮品除外)的进口关税税率，后又于1999年将进口关税税率调整为5%。2002年以来蒙古矿产资源出口增加,特别是国际市场能源、矿产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带动了蒙古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当前蒙古国矿产出口总值约占其总GDP的三成，占总出口收入的五分之四，占财政收入的近四成。2006年,蒙古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8.5%,到2014年激增到18.8%，2015和2016年受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影响，经济增长率较之前有大幅度的下滑。蒙古国政府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制定其2016-2021年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率超过12%，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总体达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蒙古国外汇储备约为15亿美元，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外投资，但规模很小，其国内对外来经济援助依赖较强，主要援助国家和国际组织包括日本、美国、俄罗斯、中国以及亚行、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表1 蒙古国宏观经济情况

总体来看, 蒙古国经济形势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对外来经济依赖性强；二是对外来商品依存度高；三是市场需求旺盛，物资集散辐射面广。具体表现如下：1.第一产业稳步增长。近些年蒙古国农业接连喜获丰收，畜牧业牲畜存栏量持续走高；2.第二产业增长平稳。工业增加值平稳增长，工业企业发展迅速数；3.交通运輸增长缓慢。铁路、公路、航空客货运运输量均增长缓慢甚至倒退；4.对外贸易踟蹰徘徊。蒙古国虽然已经与世界上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往来，但其主要贸易国为仍为与其地理位置临近的中、日、韩、俄等国,近两年受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影响，对外贸易额降幅明显，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其最大贸易伙伴国；5.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蒙古国近三年接连出现财政收入低于财政支出趋势，导致政府财政赤字现象突出。6.物价波动趋于平缓。蒙古国央行为抑制其国内之前过快的通货膨胀，上调了基准利率，使利率进入上行通道，物价涨幅趋于平缓；7.社保体系逐步完善。蒙古国国内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总体呈现出保险收入高于保险支出的平稳态势，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得以完善。

二、中蒙经贸关系发展现状

由于地域及民族方面的原因，中蒙两国贸易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蒙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就一直朝着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边境贸易发展逐步加快，尤其是近些年来，两国领导人走访互动频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协议和合作文件，为双方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两国经贸发展呈现出贸易总量不断增长、合作项目不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互惠互利不断深化的良好局面。中国从1999年起至今近20年始终保持着蒙古国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可以讲，中蒙两国经贸在蒙古国对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国的贸易走势及发展水平直接关系着蒙古国的发展水平。此外，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都有着相近或一致的观点和看法，也为双方的睦邻友好关系和经贸发展奠定了基础。即便如此，中蒙两国经贸发展也存在着总体质量不高以及蒙古国对华贸易依赖度过高等一些问题，需要加以重视。总体看来，当前中蒙两国经贸关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中蒙经贸数额不断扩大，两国贸易失衡现象突出

中蒙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1990年两国经贸额为3360万美元，此后便开始逐年增长，1992年双边经贸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为1.27亿美元；1999年突破2亿美元，达到近2.86亿美元，这一年中国开始取代俄罗斯成为蒙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06年两国贸易额突破15亿美元，达到15.81亿美元；2010年双边贸易额逼近40亿美元，为39.84亿美元；2011年两国贸易额超过60亿美元，达到64.3亿美元，蒙古国当年对外贸易总额为110亿美元，中蒙经贸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58%，这一年中国对蒙古国出口额为27.3亿美元，从而首次取代俄罗斯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014年中蒙两国贸易额达到67.03亿美元，占蒙古国对外经贸总额的62.3%，两国经贸额及增幅均为历史最高点（详见图2）。从1990年的3360万美元，到2014年的67.03亿美元，中蒙两国经贸额20几年间增长了近200倍。此后两年双边贸易额有所下降（详见图3），2015年较上年相比下降20.17%，为53.51亿美元，2016年较上年相比继续下降13.85个百分点，仅为46.1亿美元，其原因主要是受国际市场大宗商品成交价格持续走低影响所致。

中蒙两国经贸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两国贸易严重失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国进出口贸易额不相匹配。1999年以后，中国从蒙古国进口商品开始持续增长，主要进口蒙古国的矿产资源和畜牧产品，从那一年开始至今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但直到2011年起才开始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可见，这十几年间蒙古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即便后来中国开始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以后，仍然是入大于出，对蒙贸易仍处于入超地位（详见图4），中国外贸对蒙古国逆差已经成为一种多年来的惯例，两国经贸呈现出的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蒙古国国内人口较少，国内市场相对狭小，进口商品数量有限，再加上蒙古国每年同时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开展经贸联系，本着分担贸易风险和贸易尽可能多样化的原则，对中国进口贸易也不易过多，因此也可将此作为中蒙两国多年来贸易失衡现象的一种解释。

资料来源：根据蒙古国统计局数据整理制作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年鉴数据整理制作

2.中蒙经贸结构互补性强，两国贸易水平有待提高

中蒙两国综合国力和经济状况有着较大的差异。蒙古国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但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相对落后，急于需要人才、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本国经济；而中国GDP高居世界第二位，但却是一个资源禀赋不太均衡的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耕地、水、矿产等自然资源相对缺乏，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对海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必将与日俱增。两相比较，中国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资源需求国家之一，无疑是蒙古国开拓国际市场中可供选择的重要对象之一，中蒙两国在产业结构和商品结构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两国经贸互有优势、互有需要又互有愿望，经贸结构互补性强，经贸关系依存度高，两国又互为邻国，地理位置接近，中国投资开发蒙古国矿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双方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具有较为牢固的基础条件。一方面中国可为蒙古国提供优质的生活消费品和资金、技术、装备等，支持其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蒙古国可为中国提供能矿产品等，为中国经济发展加油助力。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相对蒙古国来说在经济上占有全面绝对优势，中蒙两国经贸结构能够形成高度互补，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蒙古国经济结构方面相对单一的特性，除了矿产资源产品和畜牧产品等初级产品外，蒙古国可供出口中国的商品相当之少，而且在这些出口产品的深加工和新产品研发方面有明显短板，对外贸易水平过低。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国内企业纷纷“走出去”赴蒙古国投资兴业，据统计，目前在蒙古国的中国企业已累计超过7000家，也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和畜牧行业，对蒙古国内其他行业涉足较少；不仅如此，1990-2016年对蒙古国投资的110多个国家的13000多家外资企业，70%以上的资金也都投到了能源矿产领域。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蒙古国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发展态势，蒙古国国内产业结构的畸形，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蒙两国经贸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3.中蒙经贸合作持续升温，蒙古对华贸易依赖增强

近些年随着中蒙两国政治和外交关系的不断升温，在蒙古国新的外交政策驱动下，中国被界定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的最好时期，已由之前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经贸合作空前活跃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两国在经济技术领域的一系列合作蓬勃展开，包括从2015年开始每年一届的中蒙博览会的举办、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中国进一步扩大对蒙古国的无偿援助规模、中国政府对蒙优买贷款项目的深入实施、中蒙双方合作建设的一些重大项目相继落地以及在亚投行等领域的融洽合作……，为推动蒙古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相信在两国不断升温的各领域合作中以及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持续推进下，双边关系将朝着更加广阔的道路迈进，中蒙两国的经贸合作也日渐成为东北亚区域双边合作中的典范。

但是，看到中蒙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呈现喜人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蒙古国对与中国贸易的依赖度进一步增强的现实。这种依赖度的增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蒙古国商品的出口目的地绝大多数都是中国。近两年蒙古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额已经占到其出口总额的90%以上，以2015年为例，当年蒙古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铜矿精粉、原煤和铁矿石，其中铜矿精粉出口51.65万吨，贸易值为6.2亿美元；原煤出口397.9万吨，贸易值为2.4亿美元；铁矿石出口25.6万吨，贸易值为1.2亿美元（详见图5），而这也基本就是蒙古国当年出口这三种能矿产品的总量，也就是说2015年蒙古国出口的上述三种能矿产品几乎100%的目的地是中国。此外，蒙古国石油原油90%以上也出口到中国，大部分畜牧产品也均出口到了中国，蒙古国对华出口的依赖性可见一斑；二是蒙古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占其总外贸比逐年提高。中国自2011年以后一直是蒙古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蒙古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几乎囊括了可以满足蒙古国人民日常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包括各种运输工具、建筑材料、轻工产品、粮食、水果和蔬菜等等。这种对华贸易过于依赖的局面引发了蒙古国国内各界人士的担忧，认为过分依赖某一个国家的市场，容易对本国经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造成潜在的威胁，一旦中国对蒙古国能矿产品的需求下降，将对蒙古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资料来源：根据蒙古国统计局数据整理制作

三、“中蒙俄经济走廊”视域下影响中蒙经贸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蒙俄经济走廊”视域下影响中蒙两国经贸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蒙古国政治体制变动频繁、经济结构单一畸形和“第三邻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等方面，以及中国企业在蒙古国投资、经营管理和社会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等方面。

1.蒙古国方面的主要因素

（1）政治体制变动频繁。上世纪90年代，蒙古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改行议会制，同时修订宪法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最多可任两届，每届任期4年，国家大呼拉尔（议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有立法权。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来看，多党民主政治体制下的蒙古国，政局动荡、恶斗不断，各党派势不两立相互攻讦，经常出现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甚至大跌眼镜的政治局面。诸如在1993年蒙古首次直选总统时，人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但民主党候选人彭萨勒玛·奥奇尔巴特却最终当选为总统，对此前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曾笑着说：“我们的老百姓似乎很懂得制衡的道理”，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此后的蒙古政坛也屡见不鲜。

此外，由于蒙古国政党轮流上台执政，领导人更替频繁引发的政策的朝令夕改，尤其是政府经常单方面修改中长期的投资政策，而且在对外经贸政策与措施上表现为多变和模糊，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国外投资企业遭受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因此难以制定中长期投资政策和发展规划。最典型的例子是近些年蒙古国对《海外投资法》的反复修订和重立，这往往让国外投资者措手不及，给正常的经贸活动带来困难。还有《特别税法》的连续性问题以及《劳工法》的人性化问题都体现出蒙古国法律法规不健全的现实。不仅让国外投资者增加了需要不断适应其政策变化的成本，而且在经济上也承担了过多的高风险，因此一直被饱受诟病，较差的投资环境影响了外国投资者对其投资的热情。此外，政府行政效率低下，人事更迭频繁以及个别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也让外国投资者付出了巨大代价，也难怪曾被评为全球最差矿业开采和开发国。蒙古国这些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的弊端，不仅日益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而且对中蒙两国的经贸发展多少会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2)国内经济结构畸形。蒙古国之前曾被称为前苏联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和“不加盟共和国”，作为一个经济体也不过是苏联这个大型组装厂的一个小车间，曾世所罕见的对外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一度达到约100%，而其中对苏贸易就为80%，这种完全依附型经济结构到20世纪8、90年代苏联解体前后遭到重创，曾经温暖的大家庭“经互会”不再对其“输血”，这让一度仰仗苏联“血管”才能完成经济循环的蒙古国内供应体系几乎中断。经济剧烈下行、对外贸易尤其是对苏贸易接近腰斩、国内工业处于半瘫痪状态、种植农业在基本生产资料供给中断的情况下产量下降了2/3……“交钥匙工程”在苏联专家离开后也变成了“断奶工程”。早期援建蒙古的中国工人发现，“他们”甚至分不清建筑物内各种管道的用途，经常的情况是中国工程队在施工建设，一大群蒙古人在围观。然而，蒙古经济转型被后人诟病最多的，是诸多条件尚不具备的前提下就想当然的实行的私有化方案，这让其成为了当时世界上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十个国家之一，给本就灾难性的蒙古经济雪上加了霜。

蒙古国受前苏联计划经济影响工业基础薄弱且结构单一，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传统的畜牧产业优势作为经济支柱，尤其是采矿业占其GDP三成左右和出口总额的九成左右，除此以外，别的产能寥寥无几，很多日常生活必需品都需要依赖进口。可以说当前的蒙古国经济仍处于原始状态，结构极度不合理，抵御风险能力很低，由于其市场狭小人口稀少，既缺少直接消费市场也没有深加工企业，只能需要借助国际市场保持经济发展，但地理位置的先天不足（没有出海口）又让其难免受制于人。蒙古国经济特点总体是周期性强且风险较大，依赖两个不可持续的产业和投资，又靠对外贸易维持经济的基本运行，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隐患可想而知。2015年国际市场大宗矿商品不景气，且价格较上一年相比大幅下滑，直接导致蒙古国矿产品出口受阻，进而影响了蒙古国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为了稳住经济蒙古国开始超量发行货币，又导致蒙古国货币图格里克大幅贬值，国内资本大量外逃，人心惶惶社会动荡加剧，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和濒于破产境地。据CNN报道，蒙古国到2016年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达到了78%，而其外汇储备却少得可怜仅约为15亿美元，唯有盼望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下一波回暖以解燃眉之急。蒙古国要想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唯有进一步扩大开放规模积极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依托畜牧产业大力发展本国轻工业，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从而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否则类似这样的经济危机得不到根本解决也很难避免，而且必将影响与他国（尤其是中国）的经贸水平。

（3）“第三邻国”政策影响。冷战时期蒙古国在对外关系上完全依附于苏联，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将对华外交同对俄外交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为加强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减少对中俄两个大国的依赖，平衡中俄两国在其国内的影响力，在总结对外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提出了“第三邻国”的外交政策。所谓的“第三邻国”的政策，暨依靠美国、西欧、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欧盟、北约等国际组织，用以抗衡中俄两国对蒙古的影响。通过“第三邻国”政策，蒙古国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并且拓宽了与周边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但仍旧难以改变经济上对中俄两国的严重依赖，尤其是对外贸易对中国的依赖。比如在2017年上半年，蒙古出口贸易总额中，矿产品出口值为25.549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82.3%，而这90%的出口目的地是中国，足以见得中国对其经贸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第三邻国”的外交政策使蒙古国成为了世界大国争相争取的对象和博弈的战场，尝到些许甜头后便过度沉湎于“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心理，2012年随着国内民粹主义的抬头通过了色彩强烈的《海外投资法》，信心膨胀的认为“矿产品不愁卖”以及“第三邻国战略有利于获得更高收益”，进而对海外投资蒙古国资源类产业提出了种种苛刻的限制，政策朝令夕改还不断提高要价，这种丧失契约精神的做法不仅让中俄两国投资者望而生畏，而且“第三邻国”的投资者们也被吓得纷纷逃离，导致蒙古国认为奇货可居的“财富”变得少人问津，直接导致其矿产品出口量持续下跌，这种外资公司“被赶走”和“被吓跑”的情况是蒙古国深陷危机的一大主要因素。仔细分析不难看出，蒙古国对本国矿产品出口过度依赖于中国一直心生忐忑，说到底也是一种恐惧矛盾心理在作祟，一方面想从中国赚钱，另一方面又怕被中国控制，但确实又无法摆脱对中国的出口依赖，《海外投资法》的反复修订和重立多少也是刻意针对中国的投资，投资领域的诸多限制以及合同契约的公然违背让不少中国企业铩羽而归，但留给蒙古国的却是国内经济的凋敝和难以摆脱的危机。实际上，以蒙古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当前的经济结构来看，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与中国的旺盛需求直接相挂钩的，走不出当前的政策误区和缺少了中国的全方面支持，蒙古国想要摆脱危机和发展经济似乎不太容易。此外，蒙古国与“第三邻国”的大国往来势必也会对中蒙发展经贸关系造成消极影响。

2.中国方面的主要因素

（1）投资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一些中小企业在“走出去”政策的指引下，盲目从众，蜂拥而上，到蒙古国后的无序竞争，恶性压价，无规则操作给两国的经贸合作带来了负面影响；二是中国企业对蒙古国投资过分集中在矿产资源领域，而大部分矿产品未经深加工就直接出口到中国，进而引发蒙古国群众的不满情绪，认为这样的投资结构非但没有让蒙古国政府和民众得到实惠，而且也没有顾及蒙古国的可持续发展，反而使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三是蒙古国国内的支柱产业部分被中国商人垄断，包括畜牧业产品中的畜皮、畜毛收购，价格受到中方控制，对蒙古国经济健康发展受到威胁。

（2）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中国中小企业对蒙古国的政策、法律法规和市场状况缺乏了解，依法经营的意识亟待提高，对资本项下的前期可行性研究做得不够充分，风险防范不足；二是在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领域，部分中国私营企业把已经在中国淘汰的落后产能工艺带到蒙古国，尤其是一些因对环境污染严重被勒令关停的项目，对当地环境造成了很大危害；三是中国出口商品的质量和食品安全隐患开始向蒙古国蔓延，如中国产的酒“曾经喝死过人”，引发当地群众的强烈不满；四是蒙古国开采出的矿产资源很大一部分需要通过大货车运往中国，但蒙古国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仅有的公路承载能力又十分有限，出现了大吨位货车在草原上肆意开路驰骋的局面，所到之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对人、畜、草的负面影响极大。

（3）社会方面的问题。中国企业和华人在蒙古国民众的好感度还有待提高，其在蒙的形象还需不断改善。中国在蒙古国务工的劳务人员不少，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中劳务人员普遍存在素质不高和缺乏法律意识的问题，甚至还有一小部分是通过持有旅游签证护照和过期护照在蒙非法从事劳务活动，而且偶有因各种事端引起的打架斗殴、招妓或以金钱利诱当地妇女卖淫等触犯蒙古国法律的事件发生，进而引发群众不满，也成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宣传惑众的由头。此外，蒙古国大众传媒和民间对中国的负面言论和消息不断出现，据国外相关机构在蒙古国国内开展的几次民意调查显示，蒙古国人对俄罗斯的好感度最高，其次为美欧等西方国家，中国排在再次，显然与中国是蒙最大投资国和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也主要体现出蒙古国人对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误解和疑虑较深，依然缺乏足够的信任，需要中国主动拿出诚意和姿态以及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用软实力影响逐步化解这种负面情绪，同时为蒙古国民众多做惠及民生的好事并及时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多多传递中国正能量。

四、“中蒙俄经济走廊”视域下推进中蒙经贸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首先，要不断推进中蒙边境口岸经济协同快速发展。其次，要不断加强中蒙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主要包括交通基础设施、油气管道电网、信息基础设施、经济合作园区以及贸易合作平台的互联互通建设。再次，要不断创新中蒙多个领域合作交流机制。主要包括创新高层会晤机制、创新经贸合作机制、创新能矿合作机制、创新金融合作机制和创新旅游合作机制等。最后，要不断开展中蒙人文科技领域合作交流。主要包括文化学术交流领域、广电出版新闻宣传领域、教育领域、科技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全方位多层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