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不断下行，这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国何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人以人均GDP作为衡量标准，认为中国在2020年就能跨越。事实上，以人均GDP作为衡量标准是偏颇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是综合指标，GDP不是唯一指标。通过追踪研究，发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世情是很相似的，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贫富差距较大，各个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由此决定中国的跨越与世界其他国家存在差异，有其特殊性。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也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终将会成功跨越。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节点上，不能太苛求，不能急躁。2016年GDP是74.4万亿人民币，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人均约7889美元，2017年人均GDP约8865美元。离世界银行的2012年规定的12276美元的门槛值还有不小差距。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要尊重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尊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世情
(一)合理适中的基尼系数
目前约70个国家是高收入的国家，从他们跨越之前来看，除了美国基尼系数稍大一些之外（但美国中产阶级占比在1971年就达到61%），其他国家基尼系数普遍较小，平均在0.3-0.35之间，东亚国家日本长期以来基尼系数保持较低水平，一直保持在0.3左右，北欧一些高收入国家更是如此，国民的贫富差距较小，社会比较稳定。为什么贫富差距是衡量一个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指标呢？因为贫富差距巨大，少数人占有绝大部
分财富，将导致国内居民消费不足，除非是盲目地借贷消费，但是借贷消费也会导致恶果，美国是一个例子，但是其他国家又不能效仿，没有美元霸权这个条件。消费不足，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大，也不利于国内增加中产阶级的数量，如果中产阶级的数量不够大，那么就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许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他们中产阶级的比重一般是70-80%，基尼系数一般在0.4以下。中产阶级人数众多，贫富差距较小是这些国家共有的社会现象。
(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70个国家，一般都有完善的、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所有国民。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确保国民无后顾之忧，那么国民就能放心地充分消费。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国家的消费率才能提高，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居民敢消费的保障，有利于经济发展并产生良性循环。居民不断地消费和加大消费的力度，增加国内需求，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如果一个国家过分依靠投资与出口，经济发展终究会出问题，因为这是不可持续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表明：健全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会有力地促进一个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三)先进发达的教育系统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70个国家，他们的共性特征就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拥有极其发达的教育系统，这些国家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平均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二年级以上，有的甚至更高，美国、加拿大、挪威、德国与新西兰，都是在大学一年级水平。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发达的重要指标，因为这是人力资本的存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所在，是国家经济发展最宝贵的资源。发达的教育系统是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基础，也是促进社会文化价值形成与制度文化形成的有力保证。纵观全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和地区一定是教育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反之，一个国家教育落后，那么该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也是落后的，这已经成了普遍规律。
(四)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先进发达的教育系统与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几乎是相生的或者共生的。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教育系统越发达，那么该国的科技创新环境也就越好，国家发展的各项指标也就越好。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促进国家的科技发展，进而也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就助推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的，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当年日本就认识到科技立国的重要性，刚开始只是贸易立国，后来就是教育立国，再后来就是科技立国，为国民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实现科技腾飞。日本基本上走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规律。纵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70个国家，大多都拥有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其科技创新能力也都比较强大，看一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就知道了。科技创新环境的量化指标应该以诺贝尔奖、国际科学大奖等重要奖项的获得者人数作为衡量标准，因为科技创新人才的大量涌现是良好的创新环境的使然。
(五)社会和谐的民主气息
从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70个国家来看，绝大多数国家显示了比较和谐的民主治理，尤其是北欧国家以及西欧的瑞士与荷兰等国，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治理比较和谐，国民从多方面享有广泛的民主，民主参与意识比较强，民主的参与的质量与民主的参与水平都比较高，他们早已成为福利社会主义国家。亚洲以新加坡最为典型，采取的是东亚文明与西方文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即运用儒家文化与现代西方的法治民主自由相结合，崇尚个性张扬与追求创新，走上了独特的社会民主治理的道路。以上这些国家基本上是分权治理的国家。分权治理有利于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极大促进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社会和谐与民主气息的衡量指标应包括民主提案的解决率、犯罪率、安居乐业指数、幸福指数、环境污染指数等社会综合的民主治理指标。这些指标总体上是高收入国家要好于中等收入国家。
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性
(一)中国人口众多，贫富差距较大，不能以世界银行人均GNI作为唯一的标准
世界银行门槛值12276美元，中国2017年中国人均GDP才8865美元，这是人均差距。国家统计局2017年中国总人口为139008万人(除去港澳台及华侨)，2017年GDP总量为82.71万亿人民币，要达到世界标准的话，中国GDP总量要达到113万亿，还有30万亿的总量差距。贫富差距较大是中国不能以世界银行作为标准的重要原因，巨大的财富只是集聚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劳动人民还不富有，所以，在中国，用世界银行人均GNI作为标准也就失去了意义。世界平均在中高收入停留的时间是16年。中国2003年人均突破了1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突破了4000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如果按照世界平均在中高收入停留的时间是16年计算的话，我们要等到2026年。如果按照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的时间最少的台湾地区来计算的话，中国要等到2029年。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GNI达到标准，而不是人均，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大，少数人收入达到标准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此，中国的跨越不能以世界银行人均GNI作为唯一的标准。
(二)中国农村人口占一半以上，中西部与沿海存在很大差距
中国农村人口占一半以上，而且中西部差距很大。201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31个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东部浙江是42045.69人民币，是中部省份河南20170.03人民币的2.08倍，是西部省份西藏15457.30人民币的2.72倍,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一产业东部占5%,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西部占10%以上,与东部差距20年。从城市化率，东部将近70%，西部是50%，这个差距也是将近20年。中国发展不平衡决定各个地区在跨越的时间上是不可能一致的，少数发达城市与地区可能会率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发展快的城市与地区可以先跨越，然后是二线三线城市，东部地区，再由中部地区到西部地区。形成以城市带动农村，以东部带动西部，分层分阶段的模式，从而达到全国的整体跨越。我为什么不赞成有人提出的2020年就能跨越呢？就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中国的国情，忽视了中国发展的地区极其不平衡性。如果按照瑞信全球财富报告,2015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1.09亿,占总人口7.93%,如果按照国内西南财经大学的金融调查，2015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2.04亿,当年中国总人口是13.75亿, 占总人口14.84%。也就是说穷人占绝大多数。2017年中国人均GDP为8865美元，世界排名第69位。这仅仅是人均，还有许多人拖了后腿。他们生搬硬套GNI标准，但可曾想过许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与地区发展差异是很小的，中产阶级人数占总人口为70-80%。就算是美国这样的大国，虽然贫富差距较大，但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的比例是82%，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是3-20万美元。当然各国标准有点差异，都是一个区间。我算了一下，世界主要30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平均标准,区间大约是3.46-12.11万美元,中产阶级平均比例是80%左右，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因此认为中国在2020年就能跨越，这是不可能的，目前距离2020年还有两年时间。
(三)中国人口众多，要解决民生问题，必须让大多数人富裕起来
中国人口众多，但还有许多人不够富裕，要解决民生问题，就必须加快经济发展，这是中国最大的特殊性。中国目前人口总数仍是世界第一，截至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是13亿9000万，要解决好这么多人口民生问题，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特殊性，这么多的人口衣食住行缺一不可。因此，解决民生问题就是把经济搞上去，增加人民收入，尤其要增加中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此外，中国人口众多，每年要解决数目庞大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就业归根到底就是民生问题。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795万，2018年为820万。每年这么多的高校毕业生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问题，他们要就业，要维持基本生活。增加就业，必须加快三大产业更好地发展，尤其是加快中国服务业的发展。
(四)中国的跨越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应该是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实现
中国目前正处于如火如荼的产业转型升级之中，给中国经济进一步地发展提供强大的活力，也给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巨大的推动力。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定会大大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空间还很大，2017年产业结构比例，第一产业占比4.9%，第二产业与占比36.3%，第三产业占比58.8%。按照国际经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比
大多在70—80%，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三大产业向高端发展的空间也特别大，中国需要发展高级现代化农业，高端现代化的制造业，全方位的高级服务业。实现三大产业向高端发展，这将释放中国发展潜力，促进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转型得到升级，中国经济大力发展，从而也促进中国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三、中国加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径与做法
(一)缩小贫富差距，保持适中合理的基尼系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近三年2015-2017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62、0.465、0.467，国际警戒线是0.4，基尼系数是贫富差距指标，多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影响消费，不利于经济增长。中国必须采取现实可行的措施，缩小贫富差距，保持适中合理的基尼系数。我曾建议中国要像欧美国家那样实行富人缴纳更多的税收，美国1%的富人缴纳30%的个税，个税占总税收超过70%。日本是采取累进税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以基尼系数一直很低。我也主张中国要从现在征收产品的间接税转为征收个人所得的直接税，穷人享受转移支付。此外，中国的居民收入要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我曾主张把企业利润的分红比例提高到30%以上，特别是非持股分红，这样能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因为目前国有独资企业上缴税后利润才25%，分配的空间还很大。当然，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商议提高个税起征点，这也是一大进步。
(二) 有步骤、有计划地建立全民的社会保障系统
中国目前国民的社会保障系统主要是保障那些在编人员，当然现在有些民营企业也为员工上保险，总体来说，数额较小，而且缺乏流动性，企业交的那部分不能在全国自由流动，只能留在当地，除非一直在企业所属地工作，否则，人与保险分离。这是对跨地区就业人员的不公平，也不利于中国人才跨区流动，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建立全民社会保障系统，实行个人与保险随行的全国一卡通制度尤为迫切。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城乡非在编人员得不到社会保障，他们享受不到五险一金。我个人建议各级政府应该设立专项基金，建立全民大病统筹制度，建立五险一金保障制度，鼓励效益好的企业实行五险二金制度。分国家、省与个人三个层次缴纳，为个人预留弹性缴纳数量和弹性时间。形成有效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助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三)加快建立发达的教育系统，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70个国家一般都是教育系统比较发达的国家。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系统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就是国民受教育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高的国家，其教育经费也是比较高的，国民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中国国民受教育程度总体水平较低，大大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从国内外比较来看，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比高收入国家要少5年。中国的教育经费2017年占GDP 4.14%，发达国家为5%,挪威与丹麦超过7%。建立发达的教育系统，就必须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中国9年制义务教育的强制性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发达国家普遍做法。中国要的是高质量的教育。我建议中国三年高中阶段也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研究教育财政的人更能理解初高中阶段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性更大。在此基础上，增加公益性的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鼓励正规在职学习并通过严格的考核获取学位。大力宣传崇尚学习、热爱学习、终生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的社会氛围。提高国民收教育程度，把中国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力资源强国。
(四)努力建成有效的科技创新环境，促成创新驱动发展
有效的科技创新环境有利于原创科技的产生，也又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也就促进国家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说科技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的进步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科技创新环境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曾经把环境比喻为土壤，一粒再好的种子，如果没有适宜的光、热与水分，就不可能生根、发芽与成长。迄今为止，总共有13位华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要除去两名文学奖与两名和平奖，因为这两项奖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成就，还剩下9位，但只有1位是在中国大陆培养的并且是在中国取得的科技成就，那就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著名药物学家、青蒿素的发明人屠呦呦。剩下的全部是在国外取得的成就。
有效的科技创新环境离不开一个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在这方面力度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加强。简化申请程序，让申请更加便捷。加大对科研成果的转化的力度，对科研成果转化给予更大的资金扶持。进一步优化引进科技创新人才环境，给予创新人才更大力度的支持与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