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宇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李曌宇 爱丁堡大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取得了飞速发展，双边贸易额持续增加。然而，双边贸易不断增强的同时，贸易摩擦也频发，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摩擦高发已成为一种常态。由此，本文深入分析了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及其产生的具体诱因，并提出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策略。期望推动中美双边贸易良好发展。
作为世界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中美一直维持着良好的经济与贸易往来，双方互相成为了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双边贸易也获得了迅速发展。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5196亿美元以上，39年间增长了211倍以上；中美服务贸易额也已超过1000亿美元。且随着2017年中美百日计划的顺利结束，2017年11月8-10日，应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中国签署了价值超过2500亿美元的商业合同，加快了两国经贸合作进程。然而，近年来，受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双边贸易结构不平衡等因素影响，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不断突出。且根据中金网信息显示，2018年美方将对我国采取更激进的贸易立场。基于此，综合分析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表现和成因，对我国有效规避与防范贸易摩擦，双方进行良好贸易往来极具现实意义。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
（一）美国频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较大
美国具有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频繁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且涉案金额较大，使得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总体形势较为严峻。自从1980年美国对中国薄荷醇首次发起反倾销调查以来，中国几乎每年都要遭受来自美国贸易救济调查。据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美国已经对中国出口产品启动了超过150起的反倾销调查，已排在反倾销国家的首位；其中，2016年以来，美国已经对中国产品发起了20余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数量同比增长81.1%。2017年全年，美国对中国产品贸易救济销调查超过11起，反补贴调查超过9起，同比增加3起以上。另据经济观察报数据显示，美国对中国发起的“337”调查比重，由2015年、2016年的29.4%和40.6%，增加到2017年的48.1%。此外，从涉案金额来看，中美贸易摩擦涉案金额较高。如最近几年，美国对中国彩电开征反倾销税，涉及金额超2.76亿美元；木制卧室家具的涉案金额最高，达9.58亿美元。
（二）贸易摩擦商品不断扩展，涉案商品范围持续扩大
近年来，我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变化，由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渐向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延伸。随之中美贸易摩擦所涉及的产品范围也从服装、家具等低端产品延伸至光伏、家用电器等高端产品不断扩展，涉案商品范围呈持续扩大状态。例如，2016年5月，美国商务部决定对中国木质卧室家具进行反倾销，并推出超过200%的一般税，针对中国木质卧室家具制造商。美国第十一次对中国木质卧室家具进口的反倾销审查，行政复议涉及到18个制造商。2017年1月18日，美国商务部对非晶织物、普碳和合金钢板以及硫酸铵发起“双反”调查作出终裁。其中，还包括非晶织、普碳与合金钢板、硫酸铵等产品的反倾销调查。2017年11月13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胶合板产品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最终裁定，裁定中国企业倾销幅度为183.36%；补贴幅度为22.98%-194.90%。2017年11月，美国对中国铝箔产品反倾销调查。2017年12月19日，美国对进口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细旦涤纶短纤作出反倾销初裁，包括中国大陆强制应诉企业、江阴市华宏化纤有限公司等。2018年1月2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中国光伏反倾销调查的新一轮行政复审结果，包括天何光能、杭州桑尼、横店东磁等22家中国企业，反倾销税率高达61.6%。此外，2017年1月美国还对中国产大型洗衣机征收反倾销税，征收32.12%—52.51%的反倾销税。可见，中美贸易摩擦所涉及的产品范围不断扩大。
（三）美国采取多元化的贸易壁垒，限制我国商品出口
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利益，美国的贸易保护力度逐渐加强，在增加贸易救济调查力度的同时，逐渐倾向于运用技术标准、绿色壁垒与环境保护等更为隐蔽的措施，限制我国产品出口至美国市场。近年来，我国出口企业因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直接损失占据20%以上。例如，2017年初，江苏省出口美国水产品鮰鱼时，美国采取“鲶形目鱼类强制性检验程序”，规定鲶形目由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转移给美国农业部（FSIS）管辖，将肉类管理模式引入鲶形目鱼类监管中，增加了驻场兽医、标签检验与官方铅封等要求，彻底改变了原来的检验监管模式。截至2017年8月，江苏出口美国鮰鱼仅529.4万美元,与巅峰时期相比下降超过50%。此外，美国还对中国频繁采取绿色贸易壁垒。例如，2017年初，美国以保护环境与健康为借口，对中国的木制品提出更加严格的《雷斯法案》与《复合木制品甲醛标准法案》。并且，法案中制定了复合木制品甲醛释放标准，并要求EPA提出执行该法案的条款法规。该法案堪称全球最严苛的复合木制品甲醛释放量要求，远远高于欧盟、日本及中国的标准，以刨花板为例，甲醛释放量不得超过0.09mg/kg，整整高出我国标准 1000倍。在美国多种形式的贸易壁垒限制下，我国对美国出口贸易举步维艰。
（四）钢铁冶金业成为摩擦频发的“重灾区”，我国钢铁行业几经美贸易冲击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中国钢铁出口一直以来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主战场”。目前美国钢铁业利用了71%的产能，其中中国钢铁仅占1/4的份额。但美国坚持认为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导致全球钢铁价格降低，造成美国关闭部分钢铁工厂，所以主要针对我国出口钢铁冶金类产品发起制裁，使我国钢铁行业几经贸易冲击。据商务部数据显示，自2014年至2017年，美国前后对中国发起了约15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超过8起以上都是针对钢铁冶金类产品，占比超过50%。与此同时，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美国基本平均每个月对中国钢铁发起反倾销调查，调查产品涵盖不锈钢、冷轧板、耐腐蚀板等。例如，2016年6月，美国对华冷轧板双反案终裁成立 反倾销税率高达265%。更严重的是，美国2017年的半年内两度宣布对中国钢铁冶金类产品进行反倾销制裁，即2017年2月，美国商务部就对华不锈钢板材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作出终裁，裁定中国企业63.86%-76.64%的反倾销税率和75.6%-190.71%的反补贴税率。2017年5月，美国商务部对所有中国生产的耐腐蚀钢征收210%的反倾销税，对很多生产商征收至少39%的最终反补贴税，个别大厂税率高达241%，例如宝钢、河北钢铁集团公司和鞍钢集团，使钢铁行业遭受较大的贸易冲击。综上，在美国反倾销的冲击下，钢铁业成为中美贸易摩擦“重灾区”。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一）美国固执己见对华频繁发起“双反”调查，激化中美贸易争端
美国自推崇贸易保护主义以来，对进口中国的产品不断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根据新华网数据统计，2017年，美国商务部应国内企业要求，对华发起了高达79起“双反”调查，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65%，阻碍双方贸易的正常秩序，损害了我国企业的经济利益，使中美贸易争端不断激化。其中，据海外网数据显示，2017年4月，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钢铁与进口铝产品发起了232调查。同年11月，美国再次针对中国进口的通用合金铝板发起了“双反”调查，这也是美国商务部25年以来，由政府带头主动向贸易伙伴发起的类似调查。美国对我国铝业频繁发起的“双反”调查，严重打破了中美铝产品贸易的正常秩序，为我国铝业造成了实质性的威胁与损害。就此，中方多次表示，希望美方恪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共同维护双方自由、开放的贸易环境，但美国一直坚持本国贸易主见，加大发起对我国“双反”调查力度。据财经资讯信息显示，2018年1月18日，美国对我国塑料装饰丝带发起了双反调查，据悉，美国进口我国这类产品的金额高达1810万美元，美国发起的双反调查，直接为我国相关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威胁与巨大的经济损失，使中美贸易争端逐渐被激化，贸易摩擦也呈现常态化向高频化转变的趋势。
（二）美国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中表明，中国自2016年12月11日起，便“自动”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这也意味着国外对华反倾销中，采用替代国计算倾销幅度这一做法被终止。但事实上，美国商务部在对华反倾销过程中，一直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按照代替国计算倾销幅度，对中国征收相应的税率。据北京商报讯，2017年3月21日，美国主观按照替代国计算倾销幅度，强制裁定中国华羟基乙叉二膦酸的反补贴税率为2.4%，反倾销税率高达184.01%。且基于美方损失，终裁我国7家企业补贴幅度为54.11%，其他生产商补贴幅度为2.40%，使企业遭受较大的经济损失。此后，美国一直无视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继续认定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继续沿用“替代国”做法，根据山东经济网数据显示，2017年4月19日，美国按照替代国计算倾销幅度，裁定中国非公路轮胎的反补贴税率为5.65%，反倾销税率为210.48%。2017年10月30日，对中国铝箔反倾销调查中，按照替代国计算倾销幅度，初步裁定中国需交96.81%-162.24%的税率，同样使我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尽管中国相关机构发出申明，维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敦促美方切实履行国际业务，但美国仍认定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进一步加剧了两国贸易摩擦。
（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严重，增大了中美贸易矛盾
两国之间贸易发展极不平衡是中美贸易矛盾最直接原因，美国对我国的贸易逆差十分严重。从2000年开始，中国代替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后，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不断扩大，美国逐渐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根据网易财经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规模达4626亿美元，美国对我国商品的贸易逆差竟高达3470亿美元，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值高达50%，阻碍了我国对外正常贸易，增大了中美贸易矛盾。在此背景下，美国仍加大对我国的贸易逆差。根据新浪财经2018年1月5日报道信息，2017年11月，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攀升至505亿美元，逆差扩大了3.2%，创2015年9月以来的新高，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贸易压力。中方立足于长远发展，就严重的贸易逆差与美国进行商洽，美方政府声称要解决对华的贸易逆差，但所采取的措施依然是治标不治本，对华的贸易逆差仍然存在。以钢铁和光伏产品为例，2016年，美国进口中国的光伏产品约为13.76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4.6%。但在2016年，光伏与钢铁合起来的贸易逆差，还不到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1%。何况，中国对美国钢铁的出口位列世界第四，美国采取这一措施，根本难以解决两国贸易逆差的问题。可见，美国对华严重的贸易逆差，加之其治标不治本的贸易行为，使两国贸易矛盾逐步增大，不利于双边贸易良好发展。
（四）非关税贸易壁垒主导，加重了中美贸易冲突
近年来，中美为了促进国内产业与市场的发展，纷纷发起并实施了多次非关税贸易壁垒，加重了两国贸易冲突。根据网易财经数据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贸易保护倾向愈发明显，根据WTO相关数据统计，2008年-2016年间，美国发起并实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共有2259个，其中中国受到影响的多达2067个，占比高达91.5%，专门针对中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有99个，占比为4.4%。相较而言，中国实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相对较少，根据WTO相关数据统计，2008-2016年间，中国发起并实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有1776个，其中，美国受到影响的共有1682个，占比为94.7%，专门针对美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有46个，占比为2.6%。受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影响，两国出口与经济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以中国为例，美国发起了非关税贸易壁垒相当于提高了两国的贸易成本，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可知，将贸易成本提高率按照10%、20%、30%、45%档次进行计算，实际汇率定为0.84，中国出口将减少1.1%、2.6%、4.1%、6.4%，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同理，美国在中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主导下，出口与本国经济均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也使得两国的贸易冲突逐渐加重，贸易摩擦愈发严重。
三、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之策
（一）构建中美贸易磋商交流机制，管控两国贸易分歧
当前，中美应在保持原有产品贸易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中美贸易磋商交流机制，用以管控两国贸易分歧。例如，2017年11月9日，两国商务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中美企业家对话会”，就如何推进两国企业在信息技术、医疗卫生与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交流与磋商，及时调节了双方贸易分歧。同时，两国企业应就沟通结果可签订相应的合作协议，将贸易商品、金额与增值服务等进行限定，在后期产品贸易过程中，双方应严格按照合同进行执行，避免产生相关的贸易纠纷。此外，若两国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可申请中美高层亲自见证重要的商业成果签约，在加强对话与沟通的基础上，使两国贸易具有约束性，进一步管控两国贸易分歧。
（二）出台全新的原产品规则，减少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
贸易不平衡问题，是造成中美贸易摩擦最直接的原因。因此，应出台全新的原产品规则，减少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在原产品规则出台之前，应结合当下两国贸易情况，对双边进出口货物的产地、数量与金额进行评估，为原产品规则出台奠定了基础。在原产品规则出台时，应基于上述评估结果，选配相关管理机构，协商原产品规则中的应用范围与具体规则，应确定货物往来的数量与金额区间，规范两国进出口贸易。然后，通过审查、协商、审核与审批等程序，将初期制定的原产品规则递交上级评审，进而根据评定结果，颁布并实施该原产品规则。在原产品规则出台之后，双方应根据规则内容，履行各自贸易义务，严格按照规则规定进行双边贸易，减少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并且，基于原产品规则，我国应充分实施品牌战略，打造属于我国传统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知识主体经济的品牌。
（三）建立“三位一体”贸易摩擦预警机制，规避两国贸易壁垒
针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我国应通过实际考量，加强企业、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与合作，通过建立“三位一体”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规避两国贸易壁垒。就政府而言，我国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与协调作用，开展调查避免或者应对贸易壁垒措施的工作，并在相关行业中根据调查结果展开深入讨论，提升企业规避与应对贸易壁垒能力。就行业协会而言，我国行业协会应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定期收集相关信息，对贸易摩擦发生的原因与可能发生的趋势展开深入分析，并针对分析结果发布预警信息，及时与企业进行沟通，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指导方案，有利于企业科学的规避贸易壁垒。就企业而言，我国企业应配合政府与行业协会，根据行业协会提供的预警信息，不断完善企业内部预警机制。当发生贸易摩擦时，企业应在第一时间与政府、行业协会建立联系，并向相关的部门投诉，共同商讨应对之策，进一步消除或者克服贸易障碍。
（四）设立中美贸易摩擦专项基金，完善行业协会职能
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需要行业协会比出口企业拥有更丰富的经验。因此，我国应通过设立中美贸易摩擦专项基金，建立并健全行业协会职能，用以规避产品出口风险。在基金设立之前，需通过不同渠道进行资金筹集，例如通过民间捐款、政府资助和企业缴纳等。将资金集中后，交由行业协会进行统一管理。在基金设立过程中，不仅需明确行业协会在产品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还需逐步完善该协会的经济职能，使其在两国贸易资金保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基金设立后，企业发生贸易纠纷或者摩擦时，行业协会可为经济实力较差的中小企业提供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避免企业因资金不足而放弃申诉或者败诉等事件的发生。并且，在涉案企业进行申诉时，除了给予企业资金保障之外，行业协会应通过游说、沟通等方式提供帮助，进一步提高企业胜诉几率。
（五）借助WTO争端解决机制，减少中美贸易摩擦
近年来，中美贸易争端频繁，为我国外贸带来诸多麻烦。因此，我国应在履行WTO义务的同时，充分借助WTO争端解决机制，减少中美贸易摩擦。具体而言，我国应充分运用WTO贸易规则与相关法律，升级双边贸易标准和协议，切实维护贸易企业权益。同时，我国应主动参与WTO相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审议，与国际贸易规则的改进与制定，并调配相关学者与专家深入钻研WTO贸易规则与争端解决机制，逐渐积累具有争端解决能力与经验的人才，进而针对中美贸易成立争端解决小组。基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应明确争端解决小组成员组成与职权，对中美贸易纠纷进行监督与裁决，依法降低贸易量或者终止商品贸易，避免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深化，为两国商品贸易提供便利的交易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