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夫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内容提要：恪守“美国优先”的第45任美国总统将从征收高额关税、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以及开证“边境税”三个方面挑起中美经贸战，而且经常项目将成为最激烈的摩擦与冲突领域。由于中美之间经济渗透已然深入，中美贸易战只会产生两国双输的严重后果。应对美国挑起的新贸易战火，中国必须因人出招，就事施策，同时创造全新的贸易与投资路径。
2017年1月刚刚上台的白宫新主人唐纳德·特朗普，正在秉持着“美国优先”执政理念，向全球野蛮推开他的“贸易收缩”战略，其反全球化与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行动不仅可能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错乱，而且将破坏全球贸易的基本秩序与主流生态。特别是对于同美国保持巨大贸易体量的中国而言，最终遭受到“特朗普时代”的冲击也许更大；而与特朗普这一重利轻义的总统打交道，并试图赢得两国贸易上的双赢，中国政府不仅需要彰显凝神定气的韬略与智慧，更需要运筹刚柔相济的才技与术策。
“大嘴”要咬中国
按照中国农历的属相，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属狗，双子座，此人从竞选开始到正式就任总统至今，几乎口无遮拦，不停地放出“嘴炮”，且火药味十足，其中很多矛头直指中国；加之又长了一只与自己脸庞有点不相称的大嘴巴，外界就送给了特朗普一个逼真的绰号——大嘴。
作为“商人总统”，特朗普当然想做只赚不赔的划算买卖。在他看来，美国在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中产生了大量的贸易逆差，证明美国吃了大亏，而且自由贸易使得美国制造业大量流向中国，导致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和福利。“他们生产我们的商品，偷走我们的公司，破坏我们的工作机会。只有保护，才能带来繁荣富强。我会倾尽全力为你们而战。”在正式就职的演说中，特朗普表达了要与中国对弈与死磕的决心，同时特朗普已明确表明要对中国收取45%的关税，不过，他可能完全忘记，美国法律只允许总统在不超过150天的时间里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最高15%的关税。
就像他的不少前任那样，特朗普也扬言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一般而言，每年3月末和9月末，美国财政部会向国会提交《国际货币和汇率政策报告》，该报告关于贸易伙伴汇率政策评估内容，是美国认定其贸易伙伴是否为“汇率操纵国”的主要依据。如果某种货币被认定为“根本性失调货币”，即该国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将立即征求IMF建议，同时鼓励其他国家政府和多边机构，与美国共同施压该国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消除汇率失调。历史上，克林顿刚上台伊始就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不过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渐缓和，两年后美国就自行终止了这项并不充分的认定。至于特朗普是否会重拾克林顿的牙慧就有待观察。
作为行将砍下的“第三板斧“，特朗普将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对转移到中国、墨西哥等国投资的美国企业进行调教。一方面，特朗普放出口风，要对将生产转移到海外、产品销回美国市场的企业征收10%的“边境税”，以此迫使美国更多企业回流本土；另一方面，特朗普力推“购买美国货”和“雇用美国人”的两项商业原则，而且在特朗普行将推出的规模高达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美国政府将通过财政采购“美国钢铁”的方式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
现在看来，特朗普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且事实上已经行动起来。观察发现，经特朗普亲自提名组阁的政府官员中，“对华强硬派”的面目清晰可见，其中出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之职的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曾出版三本炮轰中国的三本专著，他们是《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致命中国：美国如何失去制造业的根基》和《卧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纽约客》为此曾这样评论道，在美国很难找到第二位像纳瓦罗这样在贸易和对华看法上如此激进的经济学家。与此同时，主政美国商务部的华尔街亿万富翁威尔伯•罗斯不仅拥有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的丰富投资与并购经验，而且长期活跃在中美钢铁贸易战的第一线。此外，作为白宫首席贸易代表，律师出身的罗伯特·莱特希更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坚定拥趸者，一向主张通过提高进口税以保护美国国内工业，而且莱特希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贸易谈判副代表，是一位国际贸易的谈判高手，乃至主导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场协议”的签订。看得出，“三叉戟”的组合对于中美贸易而言是凶多吉少。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多的约束与羁绊，不过，按照美国的制度安排，有两件事情特朗普是可以单独作出决定的，一是指定某某国家为汇率操纵国，这是总统权力份内之事，且美国国会已经直接授权给总统；二是美国的法律授权总统可以向贸易伙伴国加征一定的关税。因此，只要需要，特朗普可随时启动对中国贸易战的按钮。
最易擦枪走火的地带
又是准备在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修墙，又是谴责德国操纵欧元汇率，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之剑显然并非完全针对中国，但是，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加工制造出口国，同时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国，两国之间的生意交往越多，矛盾就更多，摩擦可能就更频繁。重要的是，在目前美国高达68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中国几乎占了二分之一，如果特朗普执意要纠正贸易逆差，中国无疑会成为他重点攻击的靶子。不仅如此，除了在钢铁、纺织等传统产品上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关系外，在机电、芯片以及航天器材等高端领域中美间的产业结构也正在从互补走向交叉甚至重叠，正是如此，特朗普时代的中美两国可能会发生更为激烈、面积更大的贸易摩擦，而且经常项目地带将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领域。
有一点需要明确，特朗普在角色上是一个典型的逆全球化与反自由贸易的代表，而且针对中国贸易经常性发难也是他的历届前任的习惯性行为，既然如此，特朗普施加于中国的贸易制裁肯定不会逊于前任；重要的是，特朗普必须兑现自己竞选时的承诺，毕竟在任期四年中，特朗普要经历一次国会中期选举以及一次国会与总统的换届选举，搞不好，连同特朗普在内的共和党就会中途提前下课，为此，特朗普必须在对外贸易上拿出点成绩来给选民一个交代，而中国就是他最能创造贸易战果的国家。基于此，未来一段时间，不排除特朗普剑走偏锋，点燃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火。
但是，中美两国的贸易关联又浸入得很深，同时作为商人，特朗普也应当看得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其实并非完全由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企业所造成，因为，在中国对美出口阵营中，还有无数个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生产的商品，如果改变现行的原产地贸易统计方式，按照各国产生的附加值计算，对华贸易逆差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会从约2%降至约0.8%。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要打起“贸易战”，美国在中国投资与经营的企业势必受到牵连，再加上招来中国的报复，美国不见得能从中贪上多大的便宜。
基于此，在对华贸易挑衅与制裁上，特朗普不会撸起袖子蛮干，先前威胁发动贸易战可能是一项谈判策略，并不是追求贸易战本身带来的破坏性快感，不过，要让特朗普将手中的刀枪入库则有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他很可能还会添加新的武器。从中美双方对弈的历史看，美国频繁使用的武器主要为反倾销、反补贴以及特殊保障措施调查等，对于特朗普而言，针对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双反”等贸易救济可能会升级加码，与此同时在国内势必会通过政府采购与补贴以及投资保护等手段对中国进口形成强力抑制，因此未来不排除更多的企业从中国撤资而回流至美国。
基于以上分析，中美的局部贸易摩擦不可避免，且可能呈升级态势，但全面贸易战发生的可能性不大，预计美国将会更多地采用“精准打击”的方式。分析返现，目前中国对美出口量较大的行业主要有电脑、电子设备和机械设备行业，因此这些领域最可能成为美国“精准”打击的对象；同时，从中国各行业对美出口的敏感度来看，按排序分别是电子设备、机械设备、服装制造、金属制品、家具、化学制品、塑料橡胶制品与食品，万一中美燃起贸易战火，这些领域将首当其冲。
相对于贸易领域即经常项目地带的摩擦而言，中美两国之间在资本项目间的对抗可能要缓和得多,毕竟可供特朗普在人民汇率上大做文章的空间并不大。一方面，特朗普要增强“美国国货”的出口，离不开美元贬值的策应，同时特朗普推出的扩大支出、基建投资计划又会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以及美国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对此，特朗普需要美元贬值来化解赤字与债务风险。因此，在美元贬值存在强烈内在要求的的前提下，人民币具备了重新升值的可能。另一方面，作为全球五大储备货币之一，人民币在SDR中的比重是10.92%，按照这一比例测算，未来海外至少有七、八万亿的人民币需求，这些需求都会拉动人民币的升值。而且去年中国经济增速再度回到全球第一的位置，未来将维持在6.5%到6.6%的增长区间，支持人民币升值的内生动力仍在。既然如此，美国试图再拿人民币“低估”说事就站不住脚。对此，特朗普其实心中非常有数，以致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也改口称，要在人民币汇率上“先与他们谈谈”。
贸易战只能双输
作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权重不言而喻。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占中国商品总出口的18％以及GDP的4.4％，同时对美出口为中国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不可小觑。按照商务部、海关、国家统计局和外汇管理局共同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测算，每100万美元的对美商品出口可为中国创造59个工作岗位。
在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过去十年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全部FDI的3.3％，初略计算，十年内美资在华企业雇佣人数累计超过100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对美贸易顺差约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的40％，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话，中国目前每年庞大的贸易顺差可能会因为出口被动下降，再加资本外流的策应，人民币汇率将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因此，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就业市场，或者是资本金融领域，中美贸易战给中国形成的创伤都格外沉重。
但斗则两伤。统计表明，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5196亿美元，38年间增长了211倍,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吸纳了美国商品总出口的8％，相应地对其GDP的贡献达到了0.8％。同时，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为美国创造至少67.8万个就业岗位，占全部出口创造就业的10％。不仅如此，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长期存在顺差，2016年高达500多亿美元，直接为美国创造了近30万个就业岗位。
在投资方面，据美国荣鼎集团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到456亿美元，相应创造就业岗位1.5万个，而从2000年至今，中国在美投资累计达到1090亿美元，中企为美国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10万个。值得注意的是，每年还有相当多的中资企业利用香港作平台对美国进行投资与并购，最终为美国创造的工作职位要大于公开统计口径。这样，初步掐算出来，中国对美出口与投资两项至少可以拉动美国110万个就业岗位，约占美国非农就业总人数的0.8％。
显然，中美贸易一旦交火，美国实体经济定会伤得不轻。更加重要的是，美国从中国的商品进口占美国商品总进口的21.3％，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进口占比更高，部分行业甚至高达80％。因此，若中美燃起贸易烽火导致两国交易停摆，美国短期内要找到中国制造的完全替代品显然难上加难。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从家具、玩具、纺织服装到皮革制品，优质廉价的中国产品出口可使美国年度物价水平降低1%-1.5%，并为美典型家庭节省850美元的开支，如果贸易战真正开打起来，势必会推升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并提高通胀风险，这一结果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对中国轮胎采取征税措施已得到有力的佐证。当时，白宫的贸易救济尽管使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轮胎从1300万条降到500万条，也国保住了美国国内1200个就业岗位，但美国消费者为更高价格的轮胎付出了近10亿美元的代价。
另外，特朗普可以采取类似于开证“边境税”的野蛮方法强逼美国企业回归，但《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发表的一份研究文章指出，如果苹果iPhone 6s plus手机完全在美国生产组装，其定价将达809美元至849美元，高于目前在中国组装的定价749美元。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由于劳动力成本显著高于中国，如果对企业课以各种高额关税，在劳动力价格保持刚性的前提下，企业最终只会将成本压力转移到消费者身上，结果势必压抑占美国经济70%比重的消费动能，同时推升美元价格，进而减少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冲击美国经济的增长。到时候，特朗普所描述的3.5%至4%的增长规划可能只是水中花与镜中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摩擦与纠纷可以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同时沟通与合作也会带来两利的效果。按照顶层设计规划，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只要双方在贸易上求同存异，美国无疑会成为在中国市场的最大赢家，预计到2026年，美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将增至3690亿美元，到2050年将增至5200亿美元。另外，虽然中美双方的直接投资额度至2016年底累计超过1700亿美元，但伸展空间还十分巨大，未来5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同时中国每年还有7亿人次的出境游，只要中美两国政府能够彼此包容，中国也定会为美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服务性收入的红利。
刚柔并用之术
动态地观察，中美之间是否开打贸易战完全取决于美方，中国总体上处在被动接招与后发制人的位置。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贸易摩擦的升级以及谋求可能合作的空间，中方既应当紧密关注特朗普及其新幕僚团队的政策动向与运行轨迹，从中找出富有针对性的特别战法，同时要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经验，紧扣中国国情，适时更新与重构中美经济贸易关联的主流生态。
第一，因人施策，以柔克刚。必须承认，在针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决策上，特朗普的个人观点还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其本人个性特点和决策风格应当成为我们重点考量的因素。易冲动、不考虑后果、我行我素、反复无常、极端自负、叛逆、报复心和好胜心极强是特朗普日常行为的基本画像，而且对于一个七十岁的人来讲，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行事方式已经完全定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分析的那样，特朗普的学习曲线是平的。另外，朗普是一位政治素人，没有太多意识形态和政治概念，他最关心的是美国经济的繁荣、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就业率的提高，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即便是挑起对中国的贸易冲突，既不是战略性的，也不带意识形态的规制，同时不以遏制中国的崛起为目的，其行为的核心诉求更多的是战术性的，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6]。既然如此，特朗普数次严厉指责中国无非就是想在商业谈判桌上累积更多筹码，据此，中方应当恪守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姿态，在坚持底线原则的基础上，灵活地与对方进行战术性周旋。
第二，侧重对话，加强沟通。与38年前中美正式建交完全不同，在全球最大贸易国以及最大外汇储备国的能量支撑下，中美两国实力基础已然发生显著变化，在国际影响力上中国的战略优势越来越明显，话语权也越来越大。另外，中美之间在过去30多年中搭建起了几十个战略对话与磋商机制，许多的贸易摩擦与争端都在平台上得以化解。只要中方继续以互惠、包容的姿态寻求与对方的合作，特朗普断然不是熟视无睹。为此，应尽快安排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积极推动在各层次机构负责人之间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进而建立两国战略互动的制度保证，借此基础，中方要有意识地制造议题，在某些美国关心的话题上积极作为，而一旦发生贸易摩擦，中方应当首先立足于诉诸WTO或者通过双方谈判协商来解决，尽可能不让矛盾激化与升级。
第三，先礼后兵，克敌制胜。必要的克制、隐忍甚至妥协并不是代表着软弱与无能。为此，中方必须做好充分的预案，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肆虐霸道，中国将据此果断回击。不战则已，战则必勇。不只让对方有皮肉之苦，更有筋骨之痛。须知，美国22%的棉花、26%的波音飞机、56%的大豆都销往中国，美国有46个州将中国列入自己前五大出口市场。此外，中国还是通用汽车、苹果手机的最大销售市场，每年有以十万计的学生赴美留学。一旦中美贸易战打红眼，中国并不缺乏可以给对方造成深度杀伤的武器。
第四，迎合需求，创造合作。分析发现，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增加供给来拉动需求与推动增长，同时实现10年内创造2500万个就业机会的目标。为此，在运用自身有限财政资金的同时，特朗普也势必寻求外资的支持。这样中方就可借势加快中美已经进行了8年之久的双边投资协议（BIT）谈判。按照蒙代尔的观点，一种商品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两种方式进入他国市场,投资是对贸易的替代7[7]。既然美国不少企业到中国投资形成了中国的出口以及顺差，那么就完全可以增大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即增大中美资本项目顺差从而增强美国出口能力，进而达到减少美中经常项目逆差的目的。为了能够让BIT尽快落地，中国有必要向美方创造更多的互惠性市场准入，尽可能放开能源、电信、交通运输、金融等市场空间，而一旦BIT落地，中美两国资本双向流动的绊脚石就被正式踢开，在此基础上，最终有望形成中美贸易投资协定(CHUSTIA)。
第五，变更路径，平衡贸易。如前所述，中国对美服务贸易一直存在着显著的逆差，而且我国的服务贸易额的占比仅为18%，比全球平均水平低4.2个百分点。因此，在积极谋求制造业产品出口升级的同时，在对美贸易上，中国应重点加强服务贸易的比重[8]。一项权威资料表明，中国服务贸易非关税壁垒折合成关税壁垒的结果是70%，而美国服务贸易非关税壁垒折合成关税壁垒大概是51%。显然，若中美双方能削减服务贸易的非关税壁垒，既可让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赢得扩身的机会，更能使在服务贸易领域占据绝对竞争优势的美国获取更大红利，并以此弥补与平衡经常项目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