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意大利面碗效应”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平抑
陈浩伟 上海大学
亚太地区正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为该地区经济的核心驱动，多样化和松散的区域合作组织难以适应经济快速变化的现实情况而形成所谓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的中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采取了“一带一路”战略，在平抑美国在亚太地区新战略的同时，有效地应对“意大利面碗”效应，为亚太地区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制和战略选择。不仅能够解决国内的经济矛盾，而且可以使区域国家共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为区域发展输出优质资源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赢得更多外部市场和资源。
一、 亚太经济一体化中呈现的意大利面碗效应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近年来，WTO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缓慢、寸步难行，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陷入困局，这给区域一体化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随着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区内各国之间的贸易依赖性逐渐增强，区域内贸易流量显著增加，各成员国纷纷积极参与制订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活跃性不断增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及经济体为维持国际经济影响力并谋求制定新国际贸易规则主导权和话语权，相继加入或主导不同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代表发达国家的、力图建立新一代贸易规则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以东盟等新兴市场国家为主导的、体现全面互惠互利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都致力于实现APEC框架下贸易一体化和投资便利化的目标。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呈现出多轨道竞争并存的局面。
众多自由贸易协定在使亚太区域贸易壁垒降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同时，也使得整个地区呈多维的“轮轴-辐条”格局，相互交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形成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一体化的效用水平，使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环境日趋复杂。在“意大利面碗效应”的作用下，一方面，各自由贸易协定在在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相同商品面临着多种关税税率等成本因素，增加了出口企业利用自由贸易协定的难度，产生贸易创造或贸易转移现象，从而降低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利用率，以经济效率性为基础的最优国际生产体系将不会被采用；另一方面，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有产业结构产生冲突，会产生一些不平等的带有歧视的贸易行为，背离了WTO的非歧视原则，从而降低市场自由化的程度。沿线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意大利面碗”现象加剧了碎片化的趋势，加之“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便利化尚未形成相对有约束力的协调机制，不利于公正的贸易秩序构建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发展。
“意大利面碗效应”的恶化使各经济体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本与收益发生改变，也阻碍了区域自由贸易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在面碗效应存在的条件下，维持经济体原有收益并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好办法就是打破众多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排他性与封闭性，整合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实质性进展，从根本上解决“意大利面碗效应”之困，从而提高地区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实现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 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定位
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繁荣和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提高的影响力，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的重点，逐步将战略中心转移到亚太地区，通过“重返亚洲”和“新丝绸之路”战略，借助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全面介入亚太事务，试图强化在该地区的绝对主导权。TPP谈判被视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核心内容。TPP的宗旨是突破传统自由贸易协定的模式，通过促进多边经贸合作，邀请亚太地区的多个国家加入谈判，以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全领域、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TPP谈判将国际贸易准则独立于WTO体系之外，通过打造一个高标准、高质量的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凌驾于亚太地区现有的东盟、APEC等合作机制之上，并将中国排除在外；同时，与TTIP相呼应，企图架空现有的WTO多边谈判机制，重新制订全球贸易规则来争夺全球贸易体系的主导权，以期达到美国掌控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目的。然而，以TPP为代表的自由贸易谈判虽然符合高标准、高质量的下一代贸易规则的特征，但是其涉及成员国国内政治经济制度改革，门槛过高，缺乏包容性，不符合广大亚太国家的基本经济利益。对美国来说，其参与亚太事务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推动亚太一体化建设，而是避免在亚太一体化进程中被边缘化，意图主导亚太事务，恢复其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
中亚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地位，自中亚民族国家独立之日便受到美国的重视。为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美国自2006年开始推行的“大中亚”计划，以阿富汗为中心，通过在政治、经贸、安全、能源、交通和通讯等领域的综合性合作，来推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整合”。如果说美国的“大中亚”计划是一种地区间整合的政治构想，那么美国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更是想为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大中亚”战略披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外衣，通过贸易与过境运输组成的经济链条，形成地区经济利益共同体，削弱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并在中国的西部、西南部和南部建立一条由美国主导的经济与能源通道，从而限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缘经济影响力。整体来看，美国实施的“大中亚”计划和“新丝绸之路”战略的目标，实质上是试图以经济合作为纽带加强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整合”，把中俄两国排除在外，将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转变为政治、安全与经济影响力，不仅可以达到控制该地区丰富油气资源的目的，也可以借此遏制中俄等地区大国的崛起，从而最终塑造对美国有利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维护其在本地区及全球的战略利益。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大中亚战略和新丝绸之路战略表面上以安全与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理由，但实质上从海权和陆权两个方面对中国形成了夹击的态势，用一种结构性的力量，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和发展，试图主导亚太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合作的规则及发展方向。破解上述难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推动亚太地区各国实现经济政治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方面可以平抑美国通过亚太战略对中国的挤压，谋求自身发展的外部空间，同时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以及各国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三、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
中国经济自金融危机之后进入了一个调整阶段，在今后较长的时间内，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以创新发展为动力的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时期”。同时，由于中国外部市场面临着世界贸易规则的重新修订和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的加剧，为此，中国将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以更加开放和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来应对亚太地区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破解“意大利面碗效应”的困境。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选择，有利于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和国际合作新框架，有利于实施更为主动的开放性政策。
第一，提升中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近年来，中欧政治经济关系整体向好，双方在多个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中国和欧盟分别位于“一带一路”的起点和终点，“一带一路”的建设将对中欧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为双方开展更高水平的合作带来契机。在市场互补性方面，中欧之间在产品结构上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明显，双方可以形成一种商品互换的贸易机制，“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并可以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大降低运输的成本，缩短两大体量相当的市场之间的贸易距离。中国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方面迫切需要欧盟在技术、经验等方面的支持，通过双方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可以有效的开展技术层面的合作，吸取欧洲在智能化制造业、新能源、金融服务等领域先进的经验技术。欧元和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欧元和人民币之间的合作，不仅为双方提供了贸易的便利，也会为区域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和资金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提升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发展，发挥中欧在构建亚欧经济一体化中的双引擎作用。（点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