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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向型代工企业的困境及转型之策

发表于:2020-08-25 14:19 作者:admin

杨姝琴*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广东广州 510070)

摘要:在逆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外向型代工企业面对全球贸易格局重构及内外两端的剪刀差,生存较为困难;同时囿于技术创新能力有限,转型也比较困难。外向型代工企业面临的生存困境与其对低价生产要素、政策红利的路径依赖密切相关,也与跨国企业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封锁有关。基于此,外向型代工企业应该扩大海外并购来掌控全程价值链,引进优秀人才来提升技术创新力,加强知识产权自主性来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各级政府要加大出口战略指引及融资支持。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大量的企业依托于政策红利及廉价的劳动力,较低的土地、资源及环保成本,利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外向型代工企业,中国也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客观而言,中国外向型代工企业利用跨国企业价值链分解的机会,嵌入到全球生产及贸易体系之中,对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自从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逆全球化具备强烈的政治特质。在逆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WTO所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投资体系遭到破坏,多边贸易治理体系正在被双边及区域贸易治理体系所代替,跨国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构价值链体系和产业链分工。曾经辉煌的中国外向型代工企业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及发展困境,促进升级转型是提升中国制造业水平的重要路径。

一、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向型代工企业发展困境

(一)全球贸易格局重构,威胁企业生存

多年来,多哈回合框架下全球贸易投资谈判进展缓慢,使得小范围的区域性、双边性贸易规则开始瓦解WTO主导的多边贸易体系。从本质上看,任何非多边性、全球性的贸易投资体系实际上就是逆全球化的体现。2018年签署的《美墨加协定》就是重构北美贸易投资体系的区域性协定,其很多条款和规则均背离了WTO规则。WTO主导的全球贸易投资体系,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国家间的产业分工是要素分工模式。任何一国或一地区并不需要具备产品生产所有环节的比较优势,只需要在某一环节上具备比较优势就可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跨国企业就是按照各国和各地区不同的比较优势来构建全球价值链,进而起到扩大利润及降低成本的效果。这种要素分工模式,加速了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步伐,进而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获益。中国经济4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就是得益于这一要素分工模式。

但是,任何国际分工模式并非固定不变的,随着全球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跨国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获得贸易便利化的机会,倾向于在与其所在国缔结有自贸协定的经济体中进行产业分工。如当前越南、印尼等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产业代工基地,就是得益于这种逆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产业分工安排。中国在过去40年内,因大量外向型代工企业的存在,撑起了“世界工厂”的名号。如今,在逆全球化的冲击下,跨国企业开始重构全球产业链,中国外向型代工企业受到较大冲击。我国绝大部分外向型代工企业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从2016年9月至今,这些企业的出口代工订单明显减少。进入2019年,中美两国互加关税,出口订单比2018年减少了40.6%,企业生产成本飙升,部分企业开始破产。

(二)技术创新能力有限,难以摆脱低端锁定

中国代工企业超过60%是私营企业,在无力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的情况下,开始回避自主品牌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注重选择风险较小且技术门槛低的生产环节,进而为拥有大量名优品牌的外国企业进行代工和贴牌生产,试图用规模效应来赚取中间差的利润。跨国企业利用产业梯度将自身的产品价值链分解之后,底端的加工和制造环节与中国低成本的生产优势得以结合,大量的代工企业得以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在长期为跨国企业代工生产过程中,部分企业形成了对海外订单及市场的路径依赖,彻底放弃了自身的技术研发及品牌构建。如此,一旦跨国企业遭遇经济危机,代工企业必然会受到影响,同时也因为注重于代工而失去了吸收、消化外方技术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向高端价值链攀升的机会。

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外向型代工企业70%以上没有自身的品牌和技术。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这些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入研发、设计及营销网络,大部分企业的研发部门形同虚设,技术创新水平始终无法提升。东莞兆信科技曾经一度是长三角最大的手机代工企业,在2011年成立初期设立了自身的研发部门,但由于研发过程较慢,一时难以看到溢出效应。该公司在2013年裁撤了研发部门,科研人员大量流失,只能是依靠代工来维持企业运转,随着最近几年海外代工订单的减少,企业运营陷入困境,不得不在2018年7月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外向型代工企业管理者和经营者没有动态化眼光,没有意识到跨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会随着各国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变化,使得很多企业错失了转型良机。当前在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外向型代工企业必须要进行战略调整,果断转型,将重心放在自由品牌研发和维护上,尽力扩大国内市场。

(三)成本剪刀差加剧,恶化了企业内外部环境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发达国家签订的区域及双边贸易协定将中国排除在外,跨国企业将处于中国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与其所在国有着更多贸易投资优惠政策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也纷纷利用其土地、劳动力等比较优势,相继推出更加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希望通过逆全球化的趋势来促进自己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当前处于发达国家双边或区域性贸易体系中的南美、东南亚地区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在大力吸引跨国企业的投资,希望帮助它们提升自身的技术发展水平。这样,跨国企业就会利用这一机会来压低对中国代工企业的订单报价,如果中国代工企业不接受跨国企业的低价订单,就有可能会被淘汰出局。

跨国企业从外部来压低代工价格,企业要生存只能是从内部来降低成本。然而,中国代工企业内部生产成本不仅难以下降,还有上升趋势。首先,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步消失,从2013年之后中国人口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深圳市是代工企业最为密集的城市,2018年企业最低薪资是2200元,在2014年是1807元,上涨幅度达到了21.7%。其次,从2019年1月开始,企业工人的社保费随着增值税由税务部门代收。这种措施的出台使得社保费征收更加规范,执行力也更强,但加大了企业经营成本。长期以来,代工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对员工的社保费是能不交就不交,原本属于工人的社保费成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最后,中国政府近几年加大了环保治理进程,提升了代工企业的环保成本。在新环保法出台之前,代工企业几乎不承担环保治理成本。2016年之后,随着全国环保治理的升级,环保成本甚至成为企业生产成本的主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的跨国公司通过订单压价,内部的人工、资源、材料、环境等成本不断上升,二者相加形成的剪刀差进一步挤压了代工企业的利润,企业生存举步维艰。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广东省倒闭各类代工企业96万家,比2017年增加了85.6%。

二、中国外向型代工企业发展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对低价生产要素形成了路径依赖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百废待兴。对于尚未完全摆脱计划思维的中国人而言,对于企业品牌、技术研发、营销网络建构等问题还比较陌生。在当时国家推行“三来一补”的贸易模式下,我国沿海地区的低价的劳动力、资源及土地被外商企业所看中,在沿海地区开始独资、合资等方式建立了大量的代工企业。随着外向型代工产业的不断扩大,代工企业开始向内陆迁移,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代工企业的管理层及领导者,在改革开放初期缺乏对品牌、营销、技术研发的认知还情有可原,当中国加入WTO之后,代工企业管理层对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的低成本认知还是停留在上世纪80、90年代,同时加上企业治理结构缺乏创新,逐步形成了对低价的人力、土地及资源等要素的依赖,认为继续通过这种低成本的优势来维持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对于企业而言,一旦形成了对低价生产要素的依赖,就会满足在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价值链低端的地位而不能自拔,失去了在代工中学习、消化及吸收外方技术的机会。实际上,对于大部分代工类的中小企业而言,通过代工吸收、消化外方技术是提升其技术创新力的一条捷径。日本企业的成功经验就是明证,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很多企业为美国代工,在代工中模仿、创造和吸收,逐步提升自身的核心技术,进而建立了自身的品牌。中国代工企业不仅不重视技术的吸收和消化,对于创建自身品牌及营销网络也不够重视。据商务部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代工企业能够进入原创生产、原创品牌设计的阶段比例不足10%。从经济学上看,对低价生产要素依赖路径一旦形成,就会陷入到一个缺乏内生动力的封闭循环模式中,最终会被市场所淘汰。

(二)对地方政府政策形成了路径依赖

中国外向型代工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不仅能够提升地方的GDP总量,还能够带动当地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为此,各地纷纷引进这类企业,给予代工类企业较多的政策优惠。客观看,代工型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代工企业,其市场并非国内,不一定能够契合当地的产业链,也不一定能够为当地产业升级带来支撑。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需要代工类企业能够给当地带来产业链升级,只需要带来GDP即可。在这种狭隘思维的指引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对代工类企业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减二免三”等。大量政策红利的刺激,使得低价格生产要素的代工企业迅猛发展,以成本优势嵌入到跨国公司构建的全球产业链。随着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跨国企业的订单大量减少,原本利润空间很小的代工类企业只能依赖政策红利。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依赖政策红利能够维持其生存,并小有盈余,代工企业更加丧失了寻求技术创新以及提升自身品牌技术含量的动力。品牌设计、技术研发及营销渠道构建需要大量的人财物力,但其无法在短期内见效,短期内难以见到GDP增长,自然就无法吸引政府的优惠及扶持政策。久而久之,代工类企业只有在地方政府政策红利支持的条件下,才能勉强维持其运营,无法摆脱价值链低端的位置锁定,更没有动力来推进技术创新、品牌设计及营销网络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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