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前林1 翟亚超2 刘海玉2
（1.江西理工大学创新创业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 南昌 330013；
2.江西理工大学商学院 南昌 330013）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非农业合作带来了重要契机，使中非双边农业合作迈入新阶段。中非农业合作在在人道主义应急援助、农产品贸易、农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同时，中非农业合作也面临非洲国家对中国农业援助期望过高的压力、非洲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及政策连续性不强、对非农业技术传递效果不佳、非洲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等诸多瓶颈。要突破上述症结，应从寻求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援助任务、加强非洲国家农业资源的跟踪及国别研究、因地制宜推进对非农业技术援助和培训、引导和激励企业走向非洲农业投资等方面寻求破解之道，不断提升中非农业合作水平。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农业合作；农业资源
中非农业合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至今已走过近60个年头。在这60年的岁月里，中国通过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的农业援助、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派遣高级农业专家、培训农业官员与技术人才等多种形式的合作，对非洲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漫长的农业合作历史中，中非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中非已形成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为将来中非双边开展全面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进入21世纪之际，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使中非双边合作跨入了快速车道，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与经验在非洲国家得到推广与试验，致使非洲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粮食安全问题得到缓解。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非合作关系将更加紧密团结，中国也逐步加大对非农业援助与投资力度，分别在第六届、七届中非合作论坛上先后提出“十大合作计划”和新的“八大行动”计划，欢迎非洲兄弟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目标。目前，非洲土地上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多，中国已与21个国家签署了农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或协议书，中非双方农业合作已驶入发展“黄金期”。特别是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非农业合作在人道主义应急援助、农产品贸易、农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同时也面临非洲国家对中方援助期望过高、政局动荡及农业政策欠缺稳定性、对非农业技术传递项目的效果不佳、非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瓶颈，如今突破上述症结成为中非农业合作的当务之急。
一、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非农业合作取得的进展
（一） 人道主义应急援助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全球在减少饥饿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世界上仍有7.95亿人处于长期饥饿之中。尤其非洲地区气候条件恶劣，大片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加之战乱动荡、农业基础设施与技术落后，非洲各国长期面临持续饥荒和营养不良的严峻威胁。在过去的岁月里，中非同心同向、守望相助，形成了深厚的传统情谊，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新理念下，中非命运共同体将更加紧密与团结。为帮助非洲国家应对粮食安全危机，中国对非洲兄弟国家一直伸出援助之手，提供人道主义紧急粮食援助。2016～2021年，中国政府分别在第六、七届中非合作论坛上承诺向非洲受灾国家累计提供达20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2017年，肯尼亚遭受了38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中国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向其提供了价值高达1.5亿人民币的紧急粮食援助，帮助数百万受灾群众渡过难关。另外，中国还向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实施了紧急粮食援助，帮其应对饥饿危机。
（二） 农产品贸易
进入21世纪后，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对非洲各国实施了一系列零关税及其他优惠政策，中非农产品贸易蓬勃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非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步伐日益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非洲建立农产品供应基地和贸易体系，双边农产品贸易发展势头更加迅猛。2001～2017年，中非进出口贸易额从107.99亿美元增加至1706.45亿美元，贸易额翻了17倍。其中，双边农产品贸易总额从6.28亿美元增加到59.94亿美元，增长了8.5倍；进口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29.47亿美元，增长了13.3倍；出口额从4.22亿美元增加到30.47亿美元，增长了6.2倍[1]。从中国与非洲各国农产品贸易额数量看，南非、安哥拉、尼日利亚、埃及、加纳、肯尼亚等国家为中国在非洲最主要的农产品贸易对象国。从重点大宗商品进出口市场看，中国从摩洛哥、尼日利亚、加纳等非洲国家主要进口棉花、菜籽油、可可豆等农产品，而中国则向南非、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出口茶叶、番茄酱罐头、园艺产品、谷物等农产品。
（三）农业基础设施投资
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非洲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以往中国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非洲国家援建了较为著名的加纳阿菲费灌溉工程、布基纳法索三个水稻垦区、赞比亚中赞友谊农场等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另外，除了无偿援建的方式外，还通过工程承包、直接投资、优惠贷款等方式，在非洲开垦荒地、兴建水利灌溉设施与农场，对非洲东道国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中国在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上承诺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并在非洲100个乡村实施“农业富民工程”，为非洲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9年6月，在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仪式上，中非签署了包括加纳一揽子二期农村电网、几内亚阿玛利亚水电站在内的共计13个项目，总金额达25.71亿美元，缓解了非洲各国农业对市场、水等基础设施需求的压力。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建设内容，催生了中国农业企业走向非洲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热潮。例如，青岛瑞昌棉业有限公司自成立不久就立足海外市场，分别在马拉维、赞比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非洲四国投资建立集棉业种植、收购、加工、运输、销售为一体的农业生产基地，迅速成长为国内在非洲从事农业种植领域的最优秀企业。
（四） 农业技术及人才培养
建设现代农业离不开农业技术与人才的支撑。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论坛合作框架下，中非农业科技合作进程不断加快，通过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农业援非专家、培训农业技术人才的“科技兴农”战略就成为目前中非农业合作的主导模式，也是提升非洲受援国农业生产与技术水平的必要要求。2018年，中方在第七届中非合作论坛上提出新的“八大行动”，支持非洲实现农业现代化，保障粮食安全，并承诺继续向非洲各国派遣500名高级农业专家，建立中非绿色农业发展研究中心，援助非洲构建农业职教体系，培养农民致富带头人，以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目前，中国在非洲已经建立25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将适合非洲生产的高产优质品种以及研发的本土化高产配套技术推广到周边国家，并派遣优秀农业技术专家进项技术指导与培训，培养本土化农技人才。据统计，2012～2018年，中国农业农村部在华举办了260期培训班，累计为非洲53个国家培训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4980人次，指导当地农民开展农业生产近10万人次。
二、 中非农业合作面临的困境
（一）非洲国家对中方援助期望过高的负荷压力
一直以来，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形式多样的原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非洲各国不附带任何经济政治附加条件的援助。进入新世纪后，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中方加大了对非洲国家的农业援助力度，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更是强化了对非洲各国的援助。在六届、七届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政府先后承诺给予非洲国家累计高达20亿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还通过援建水利基础设施、派遣500多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亲赴非洲当地进行农业技术指导与培养、帮助建立农业职业教育培养体系等方式支持非洲农业发展。中国政府重承诺、执行快、质量好，在非洲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口碑。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十分赞赏中国对非援助所做的巨大贡献，尤其肯定中方区别于西方国家无附加任何条件的平等对非援助模式，高度评价中国是全天候值得信赖的真正朋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非洲各国新生领导人普遍不认同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在羡慕中方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又希望中方加大对非的援助力度，并将援助视为加强和深化中非双边合作的附加条件，这对中方形成了较高的负荷压力，甚至超出中国所能承受的范围[2]。
（二）非洲部分国家政局动荡及农业政策欠缺稳定性
非洲仍属目前全球最为动荡地区之一，在进入21世纪以来，仍有20余个非洲国家发生战乱。非洲国家不稳定的政局及战乱，使得建立不久的政治社会秩序与经济基础严重摧毁，最终使农业政策的持续性中断。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非洲各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第三方国际机构的主导下，套用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对国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推行贸易自由化，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脱离了非洲各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与具体国情，尤其是忽视了非洲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客观事实，使得政府在财政、土地、技术、水利、交通等方面的增长目标难以实现，尤其是解决贫困与保障粮食安全生产的措施难以得到实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3]。同时，非洲国家政局动荡致使社会频繁发生冲突，政治与社会风险较大，加之非洲各国复杂的土地问题，土地政策得不到持续贯彻执行，使国内外投资者在非洲各国的农业投资预期难以实现。
（三）中国对非农业技术传递项目的效果不佳
农业作为非洲国家的支柱产业，非洲各国的统治者需要获得经济上的来源，政府设立农产品垄断收购机构的市场营销委员会，低价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高价卖出，此种差价营销体系使得农民处于被剥夺地位，从制度上妨碍了非洲农业的发展。另外，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社会两极分化，一方是代表统治阶级力量的政治官僚利益集团，一方则是受剥削的穷苦农民，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使得非洲农民缺乏必要的良种、机械、技术、化肥等生产资料，最终使得农民对中国援助的先进农业技术吸收能力低。同时，目前非洲很多国家的农民仍停留在原始的农业生产生活水平，优越的自然禀赋及传统生活习惯，使得农民劳动积极性和农业组织管理较弱，导致在非洲的农业技术传递比较困难。加之，多年的国际援助，也使得非洲农民对别国的援助产生依赖，对接受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援助习以为常，缺乏学习农业技术的内在自主动力。虽然中国对非农业技术传递的潜力很大，但是受制于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农业政策、农民的自身技术吸收能力、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农业技术在非传递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4]。
（四） 非洲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非洲农业自然资源优越，现有可更耕地资源达7.7亿公顷，实际利用土地率仅为27%，而且非洲水资源丰富，大多数地区的气候条件适宜发展多熟种植业和农牧业，但由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非洲丰富的土地、水、气候等农业资源优势未能转化成经济优势，农业发展严重滞后，甚至粮食安全都难以保障。当然，造成非洲国家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主要关键仍是资金不足。在非洲，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落后，财政自足能力有限，对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较少，尤其对农业建设资金投入更加不足，大量土地未能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农田灌溉水利设施老化严重，整体农田灌溉区域面积小且分布不均衡，农具、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生产资料投入不够，农作物产量远远低于我国农民产量的平均水平。目前，非洲国家农民仍然为人均粮食产量为8吨/公顷而努力，中国粮食产量已经达到15～16吨/公顷。非洲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无疑为中国在非洲投资农业资源开发增加成本。
三、 破解中非农业合作困境的出路
（一）适当分担国际责任，寻求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援助任务
以中国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且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南南合作”，给中非农业合作带来了新机遇，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更是为中非双边农业合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近年来，在某些国际论坛场合，西方国家和部分非洲受援国脱离中国实际国情，将中国视为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发达国家相对等的国际援非义务。上述言论罔顾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也违背了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的性质与政策。当前，中国的国力仍能有限，援非能力、规模和手段仍然有待增强与提升，在较长时期内只能承担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援非义务。中国应紧抓“一带一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机遇，把握有利时机，本着中非合作共赢理念，扩大对非互利合作，积极推动企业走向非洲进行农业投资，将国内过剩产能、先进的农业技术向非洲进行转移，从而给予非洲各国更多的农业援助，不断提升非洲各国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和自身农业发展能力。同时，积极寻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第三方合作，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做好援助工作，在国际减少贫困和共同发展等全球治理领域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提升中国国际形象。
（二） 加强非洲国家农业资源的跟踪了解，做好非洲国别农业研究
政局不稳造成非洲国家农业政策缺乏可持续性，给中非农业合作造成极大的障碍。非洲国家丰富的农业资源，与我国农业结构形成很强的互补，中国在农业技术、资金、农业机械等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加强中非农业合作有利于应对非洲各国粮食安全危机及解决贫困人口问题，并促进非洲农业发展和维护粮食安全。同时，也有利于优化我国的粮食安全供应格局，以及扩大农产品市场供应结构。为了防止非洲国家农业政策的中断，我国应建立对非洲国家农业投资预警跟踪反馈机制，及时掌握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弄清非洲各国现有的农业种植结构、自然气候条件、土壤特性、土地政策、农田水利设施、农用电供应和成本、物流成本、法律制度、税收管制、外汇管理、贸易壁垒等基本国情[5]，尤其要对中非合作的目标国家、地区、领域和项目等方面进行重点研究，并建立包括政策咨询、技术支撑、融资服务、法律咨询、安全保障等全方位的支持服务体系，为企业走向非洲投资保驾护航。
（三） 因地制宜推进对非农业技术援助和培训
在以往的对非农业技术援助过程中，曾出现“建设-移交-中断-再投入-再移交-再中断”的恶性循环怪圈。为此，在对非农业技术项目中要避免中国农业专家一旦撤离，项目就陷入运行困境，要将技术项目的持续运行作为重要任务。中方对非农业技术传递不仅要靠中方提供适宜非洲的农业技术，还取决于非洲国家对技术传递所做的努力。在农业技术传递过程中，要适度考虑非洲农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依据非洲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及时调整对非传递的农业技术。例如，中国在非建立的埃塞俄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其所在的农区仍处于牛耕、人工播种和牛脚脱粒阶段，可以对其采取推广和示范中国的耧播技术和石磙脱粒技术。同时，农业技术传递也要加强改善当地的农业技术生产条件和农技人才的培养，提升非洲各国本土化农业技术人才的能力。另外，对非农业示范中心的农作物选择，要优先考虑非洲国家需求量大的农产品品种，并适当考虑满足部分高端消费者人群的农产品需求。
（四） 引导和激励企业走向非洲农业投资
对非农业合作，企业界常常存在一个误判，认为非洲社会极为动乱、不安全，对非洲仍停留在刻板老套的印象上，甚至有些企业想当然地认为非洲自然资源优越，只要去非洲投资就必然会成功，不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风险预估和前期准备，盲目投资，这些都是对非农业投资的误判表现。另外，目前我国农业进入非洲的产业链不够成熟，难以独挡一面。非洲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亟需大量的外商投资，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个投资契机，但面临较大的异域风情差异，中资企业对非农业投资的积极性仍然不足，需要政府层面在政策上加以引导，鼓励在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具备雄厚实力的农业龙头企业成为投资非洲基础设施的主力军，并在金融、税收、外汇等管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尤其要依托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扶持，激励具有实力的农业企业充分利用国内非洲两种资源与市场，在中非农业合作中有所作为，实现中非农业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推动中非农业合作共赢。同时，在企业层面，农业企业应抱团出海，形成完整的农业全产业链，以农业产业园的方式，构建紧密的农业合作关系，从而增强非洲农业投资风险的抵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