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起 武夷学院
摘要 :中越是历来是友好邦邻、传统的贸易国,在中国“一带一路”和“中国-东盟”的倡导之下,中国与越南的经济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研究中国与越南的金融合作在当今时代背景之下是可行性研究方向之一。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和越南近年来国内的金融基本面,包括有:GDP、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外汇储备等方面,以要素禀赋为理论依据,比较两国金融的要素禀赋,概述两国当前金融合作现状、两国金融合作问题,提出深化两国金融合作的措施,最终旨在寻求两国金融合作更广阔合作的空间。
中越双方当前都是发展中国家,而且也是地缘接壤的国家,彼此之间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与越南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都是世界上难得的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保持正向增长的国家,越南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全世界比较来讲是可以与中国的发展速度相媲美,俗称有“小中华”的美誉。中越双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两国的金融走什么样的合作道路提高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优化两国经济合作架构,应该是两国政府乃至是商业性金融机构未来研究并推进的方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面对大规模的国际资本的冲击,已经超出了国家本身能够控制的能力范围之内,同时浮动汇率制度增加了国家对金融的管制成本,加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大资本账户的力度。当经济风暴来临时,一个国家的金融力量根本无法抵抗,只有联合区域性内的金融资源加以从新配置,才能抵抗金融风暴的冲击,同时建立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非常重要,快速地甄别金融漏洞才能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金融风暴带来的损失。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越金融合作现状
(一)中越深化金融合作的必要性
1.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及连带性。全球化的发展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推动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有利于带动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的发展。但是,过快且不合理的经济全球化容易给国际游资造就破坏市场的机会,国际巨额资本的快速涌入和撤退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是不可估摸的经济损失。由于国际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处以信息末端的投资者容易跟随投“领头羊”有可能形成货币危机的源头。此外,国际评级机构延迟评级容易对投资者发出有失公允的信号,在还没发生经济危机时,国际评级机构看好新兴国家的经济,投资者纷纷投资发展中国家;而发生经济危机后,国际评级机构却又下调受灾国的信用等级,无疑是雪上加霜加剧投资者撤离的速度。所以联合区域金融合作才能抵抗全球金融风波的冲击。
2.发达国家和地区金融合作示范效应。如果两国进一步发展成为更高级别的区域经济圈,中越两国可以率先实行单一货币区,联合区域的金融合作,不仅可以提高区域金融地位,还可以增强区域的竞争性,消除区域内摩擦和矛盾,降低贸易的货币互换的时间和兑换成本,稳定区域内经济增长。
随着国际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开放,国际资本的规模和速度越来越大,国际资本来之则要合理利用,撤之也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保护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行。首先是区域优势突出,越南是东盟10国中为数不多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越双方利用这天然的地理优势,抓住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的机遇,不断促进中越两国的金融、经济和贸易等各方面的发展。其次是战略环境优越,中越两国陆路相接,地缘相接,人文相近,同属于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经济利益诉求。
3.当前中国金融形势发展的迫切需求。2008年至今,美元兑人民币一直坚挺地保持在6~7的区间,合理有序、渐进稳步地推进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货币在国际化道路上一贯的作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能力稳定币值。
表1 中国2013年-2017年进出口贸易额明细表
年份 |
人民币(亿元) |
美元(亿美元) |
||||||
进出口总额 |
出口总额 |
进口总额 |
差额 |
进出口总额 |
出口总额 |
进口总额 |
差额 |
|
2013 |
236402.0 |
123240.6 |
113161.4 |
10079.2 |
36418.6 |
18983.8 |
17434.8 |
1549.0 |
2014 |
244160.2 |
129359.3 |
114801.0 |
14558.3 |
38671.2 |
20487.1 |
18184.1 |
2303.1 |
2015 |
258168.9 |
137131.4 |
121037.5 |
16094.0 |
41589.9 |
22090.0 |
19499.9 |
2590.1 |
2016 |
264241.8 |
143883.7 |
120358.0 |
23525.7 |
43015.3 |
23422.9 |
19592.3 |
3830.6 |
2017 |
245502.9 |
141166.8 |
10433.6.1 |
36830.7 |
39530.3 |
22734.7 |
16795.6 |
5939.0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上表1中可以看出,从2013年-2017年,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和进口贸易额保持着一个持续稳步增长的趋势,表明着我国与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依然保持着较为盈余的外汇储备,这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最大的优势。
(二)一带一路中越双边贸易与投资概况
2010年CAFTA成立之时,中越双方约定的两国间的贸易目标为250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底,中越两国的贸易数额已经达到了110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两国领导人提出的贸易目标。随后,两国的贸易总额逐年增长,2年后,即2012年,中越两国的贸易总交易额就达到了550亿美元,平均每年的增幅达到25%,其中2016年,中越的进出口额占比中国-东盟国家的16%,而且上升的趋势还是很明显。越南出口中国的是初级加工产品,而中国出口越南的是深加工产品,所以中国多年对越南保持贸易顺差不利于中越两国间经济与贸易关系的发展,在资本项目下,中国加大对越南的直接投资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额达到30亿美元,在越南签订的工程类合同达到了175亿美元,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表2 2016年-2017年中国对越南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
国别 |
2016年 |
2017年 |
||||
进出口总额 |
出口总额 |
进口总额 |
进出口总额 |
出口总额 |
进口总额 |
|
越南 |
8363641 |
8373001
|
12890640 |
10584877 |
8901702 |
3483175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表2 中可以看出中国对越南的进口2017年较2016年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有利于多年来中国对越南保持持续顺差不利于两国的贸易关系。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越南金融合作现状
1.两国监管合作。货币层面的合作是中越双方政府金融合作的重要项目,在中国-东盟的时代背景之下,两国的中央银行积极参与了包括越南在内的与东盟地区的金融经济合作,甚至提出了更高级别的区域经济合作—东盟+中日韩(10+3),成立了货币与稳定委员会。广西和云南是与越南陆地接壤的地区,中央人民银行为了打造以广西、云南为金融中心,出台了《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改革总体方案》,该方案明确指出试验区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监管机制创新合作等方面先试先行。努力打造成为对外投资、融资、贷款等金融一体化的,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打造一个以人民币主导的人民币市场和人民币经济区,这无疑为极大地促进中越两国贸易投资提,同时为沿边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2.中越双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合作。中国首支商业性银行—中国银行在1995年在越南胡志明市成立,多年来与当地的中越企业建立了良好商贸关系。现在,国内众多著名的商业银行早也已经入驻越南。2008年8月,越南西贡商信银行南宁代表处首次首家入驻到南宁。在CAFTA时代背景之下,中越双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合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2001年、2005年、2009年中国建设银行与越南等银行签订了边境贸易合作协议,正式成立边境贸易合作关系。CAFTA成立之初,广西众多国有商业银行中农工建交等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银行开展了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业务往来。
2010年12月,广西北部湾银行为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开设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2011年5月,开始建设咖啡货币跨境商务中心,越南盾汇率上市业务准备就绪;2012年9月13日,中国银行广西分行正式宣布对越南盾开放人民币汇率,以一日多价的形式向客户提供最新的实时汇率。用于外汇的兑换和买卖及汇款。提供结算服务,进一步丰富了越南盾的人民币兑换渠道,提高了两种货币的结算效率;2013年6月,广西萍乡自由贸易合作试验区成立,面积约11万平方公里,在萍乡、关兰、广西、中国和邻近地区的越南的浪子和国家。从自由贸易区借用较活跃的跨界经济合作区,实行"国内海关、自由贸易、封闭经营"的经营模式,形成人员自由、货物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五个“自由”的跨境经济合作园区自由落户,是两国经济合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014年4月开始,东兴市5家银行在工业、农村、建筑、并与北部湾从事边境贸易结算业务的银行建立了中国(东兴试验区)东盟货币交易信息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服务平台”)。各银行报价。2015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西分行与越南农农村发展银行满市分行在中国和越南边境港口城市东兴签订边境贸易结算合作协议。
目前,中越双方边境贸易结算货币超过80%是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在边境贸易中人民币成为老百姓认可的货币,双边的金融基础设施和人民币结算网络正在不断的完善当中,中越的双边金融合作正在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未来中越两国人民的生活将会迎来更密切的联系。
二、中越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
(一)中越双方金融高层对话不足及地缘政治冲突不断
中越双方间的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没有常规化对话的机制,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一定程度上阻碍两国金融合作。。尽管两国已经签署了关于解决和合作的《中越协定》。扩大中越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细节尚未明确,许多过程机制尚不完善,这极大地限制了两国货币互换的效率,限制了中越之间的双边贸易结算和货币流通。二是目前两国的货币兑换业务主要通过代理提供金融服务,增加了货币兑换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货币流通的效率,阻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削弱了企业。外部融资努力。
此外,近年来,世界主要大国间关系加速转换调整,合作与对抗并存,加剧了中越紧密合作进程。随着美国继续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南海争端等涉华问题上更加激进和主动,在继续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双边同盟关系的同时,大力拉拢菲律宾、越南等与我存在矛盾的东盟国家,意图加大对我干扰和牵制。同时,中日关系持续低迷,安倍政权全方位开展对华牵制外交,中日在我周边地区战略博弈日趋激烈。日本加强与东盟国家“统一口径”,带动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对我采取一致的立场,试图将南海、东海、台海问题一体化。越南等与我有领海争议国家通过与美国、日本等国开展安全合作,继续提升本国海上军事能力,南海“维权”活动的日益猖獗。海域争端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政治互信带来一定影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部分国家对加深与我合作仍有重重疑虑。综述,地缘政治冲突不断,也对中越经贸往来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二)中越双方金融合作的实体基础数量不足
边境区域和传统边境贸易仍然是中越双方商业往来的贸易模式,中越双边的金融业务依旧是分散的且层级比较低的,更多的是以结算类为主,中越双方金融实体渗入到双方的当地不足,没有将两国商贸金融互通互联化。目前国内金融机构海外分支机构主要集中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和主要城市。在中小国家中的分支机构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西亚等地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仍存在盲区。对金融机构来说,网点布局不充分一方面导致支持我国企业走出的范围受到限制,金融机构也无法及时掌握项目面临各类风险,影响资金安全和项目实施。中越两国缺乏大型的经贸项目,无法支撑两国金融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外交部的数据,截止2017年底中国的累计直接投资只有30亿美元。企业缺乏跨境投资意愿,并不能促使金融机构愿意开展跨境业务。面对市场需求不足,它将无法推动金融机构的金融机构服务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市场环境更加复杂,我国金融业国际化全球化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为“一带一路”提供金融支持的视野和能力都存在不足。
(三)两国的货币汇率的形成并非由正规金融机构决定
中越双方的正规金融发展相比民间金融较为落后,两国正规金融机构货币互换还尚在启步阶段,官方的货币互换机制尚未形成,两国间的货币互换都是由强大的经济主体自发形成,这种金融结构没有合理的保障机制,容易造成经济风险,甚至会演变为金融风暴。目前,由于人民币和越南盾都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国际金融贸易中,如果相互兑换货币,中国和越南只能通过购买第三方货币(如美元)来结算,这无疑提高了人民币和越南盾。赎回的时间成本,现实情况就是虽然我国的“中、农、工、建”四大行与越南金融机构达成一定阶段性的合作,但是由于越南国内的“地摊银行”在本国内有地域优势,同时“地摊银行”愿意承担更高的汇率风险,所以通过“地摊银行”结算的比例依然很高。
(四)人民币的弱流通性限制了中越双方的金融合作
中越边境贸易主要是依靠人民币结算为主,但是一般贸易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结算,其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只占25%,美元占75%。由于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越南民众持有人民币只能在边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购买的对象是只能是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对于别国的劳务无法使用,这极大的限制了人民币的内在价值和流通价值。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中国之所以迫切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既是应对美国重返亚洲的举措,同时在中国西部打开安全通道,拓宽发展空间,利用中亚地区在能源资源上的优势,满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需求。又通过强化与俄罗斯及其他沿线新兴国家的经贸合作,打造利益共同体,意图在全球秩序中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提高自身影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等12个国家于2015年10月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一致。美国一方面藉此继续强化与传统盟友军事同盟,对中国周边国家加紧分化拉拢。
三、促进深化中越金融合作的举措
(一)加强两国政府金融沟通,达成两国政府金融共识
两国政府的金融共识是两国贸易、商业、金融交流发展的基础,为两国金融合作提供更详细的框架内容。中越双方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中国与东盟时代背景下发展机遇,建设中越金融合作的平等对话,加强两国金融政策的高层交流,加强两国中央银行以及监管机构之间的交流、沟通与对话,尽快建设两国区域间经济风险防范体系。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越双方应加深货币领域合作,设立正规金融体系下的两国货币现钞汇率兑换机制,为两国贸易往来提供信用基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越双方银行间本币清算合作机制,以高效、便捷、准确为目标,打造一个循环、效率、信用的金融市场环境。建立两国间本币与外币的现钞供应与回流机制,推进本币与外币间的业务结算。继续加强两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两国边境城市建立金融对话中心,并积极推动两国在两国领土上建立分支机构,以实现更有效的对话交流,促进货币流通。开展外汇交流,推进跨境本币支付结算体系建设,打造经济合作带综合经济区。要充分发挥亚投行等双多边金融机构和合作机制作用,继续落实好10+1、10+3领导人会议有关成果,通过产融结合不断加强区域投融资合作,充分发挥金融的先导性和引领性作用,为一带一路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扩种融资渠道。
(二)逐步推进以银行为主体,多层次金融机构布局模式
中越两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较为相似的市场环境为两国带来了很好的基础,中越边境区域金融合作层次较低,其中商业银行在双方边境地区是主要的融资和发放贷款的主体,所以,以商业银行为领导的主体可以率先作为深化两国金融合作的先锋队,再带动发展和完善其他金融结构的形成机制。银行间的合作同时也能满足现阶段在日益增大的贸易、投资需求,同时鼓励两国商业银行在两国互设金融服务中心,更能满足两国贸易、投资对货币互换的需求。双方中央银行积极为两国的金融合作提供平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利用此平台发挥自身优势运用多种金融方式搭建人民币与越南盾汇兑渠道,包括互联网模式下的兑换渠道,引导越南老百姓使用电子支付方式,在越南以人民币为主的结算地区可以建立越南盾兑换人民币ATM服务网点,推广人民币信用卡作为国际结算的通道,打通互联网支付方式,促进两国金融的深度合作。
(三)完善以正规金融机构主导的人民币-越南盾汇率兑换机制
广西作为与越南海陆相连的省份,在地理上有天然的优势,可以借助广西正在建设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结合两国贸易往来结算业务量较大的地区,银行作为货币兑换的主体,建立双边货币兑换做市商。按照商业银行交易规模、资金实力、跨境结算和汇兑业务的能力由两国的中央银行筛选决定市商的梯队,为了防范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做市商时的风险,建议可以根据两国中央银行签署的人民币-越南盾货币互换协议,有计划地按市场经济的需要交换货币,防范在货币兑换时由于汇率带来的风险,可由中央银行承担较多的风险,商业银行承担较小的风险,待货币交换完毕后可把风险重新分配,最终达到双边货币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人民币-越南盾汇率兑换机制的落实,势必需要落到产业实体经济,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下中越项目合作深度不断加强,但我们明确金融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总体目标,为“一带一路”战略保驾护航。“一带一路”涉及我国与沿线国家在贸易、产能、资本等方方面面的合作,在能源资源、农业水利、机械装备等各个领域为实体经济注入发展活力。金融机构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可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服务落实。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自身融资功能,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加大开展境外贷款、投贷联动等配套服务,服务国家重点项目落到实处。二是提高效率。通过不断完善区域金融合作机制,提高金融企业国际化水平,为企业提供外汇兑换,跨境支付结算等服务,消除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存在的市场障碍,保障多边贸易往来畅通。三是保障安全。充分发挥金融业风险管理职能,帮助实体经济降低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提高资金收益和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值得强调的是,服务实体经济不仅仅是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的责任,也需要与政府、企业、个人达成共识,密切配合。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要发挥金融的服务和调节作用,要与其他各类政策工具互相配合,如国家援外战略、对外经济制裁等。
(四)继续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机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当前,世界经济继续呈缓慢复苏态势,世界主要货币政策的日益分化,汇率波动幅度加大,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继续处于低谷,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更加频繁和无序,整体金融风险呈上升趋势。相对来说,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增速回落,但中国外汇储备数目庞大,主权信用良好,人民币正逐步走出国门,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加强货币流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目标。要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方面达成一致,继续推动人民币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促进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以本币定价、结算或投资。继续稳定和开拓人民币流通渠道,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为我国发展与各国贸易、扩大对外投资的提供助力。人民币在沿线区域内加强流通有助于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最大化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获得的收益,促进各国和区域间贸易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提升。还将有利于我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参与国际竞争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未来十年我国对外投资达将达到史无前例的1.25万亿美元,我国将更多扮演“世界投资人”的角色,给沿线国家乃至全世界创造巨大的发展机遇。要提高中国对外投资效率,拓宽投资渠道,逐步改变当前对外投资以外币为主的局面,通过我国企业以跨国并购投资、设立和参与境外产业园区等形式“走出去”,提高对外开展人民币直接投资规模。金融机构要主动发挥先导作用,大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合作、产能合作等,推动高铁、核能、信息产业等我国高端制造业走出去,敢于主导和参与制定国际金融规则,不断增强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